在商鞅以前，中国不乏昏君佞臣，但也只是以个人之恶祸国殃民，自商鞅之后，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这种恶未必以昏君佞臣式的个人暴虐体现出来，却上升为体制性的暴虐。以往，遭殃的往往只是某个忠臣或某一不幸的家族，不足以构成社会性威吓，而商鞅发明的“连坐法”却终于使每个角落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之下，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项发明。他还鼓励和强制推行告密，可以想象，生活在那样一个“告密时代”，会是怎样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景象。商鞅最恶劣的行径是以言论治罪，为之后的皇权专制统治者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打压异见作出了示范。可以肯定，商鞅之“治”就是对人的精神压制和奴役，中国政治、人性由此所受的损害怎么估量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