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博士生们等不来终身教职# 从2008年起，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3年应届博士毕业生上升至7.52万人，曾经供不应求的学术就业市场已悄然发生转变。而对于那些杀出重围谋得教职的“青椒”来说，研究和课业压力正变得日益繁重。在层层考核中，许多人依旧等不来期待中的“终身教职”。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不乏关于兼职教师的辛酸故事。《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提到，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娅·亨特，毕业后只能在几所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因为没有医疗保险，最终因癌症去世。本刊专访了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和他一起探讨高等教育背后的系统性问题。

在他看来，终身教职的目的是保护教授的学术独立性。一些人的工作可能在政治或文化上不受欢迎，而终身教职制度就是为了保障这些人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这是学术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美国各地都有人试图取消终身教职以压制异议，这充分说明了终身教职的重要性。

「但终身教职也有缺点。首先，只有那些通过终身教职考核的人才能享有这种保护。青年教师、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都不受这种机制的保护。其次，终身教职意味着新的学术思想更难获得立足之地，大学中的职位已经被前一代人占据，他们没有退休或改变学术轨迹的压力，但招聘工作却多由这些人负责。他们很有可能不想面对新思想的挑战。第三，一旦获得了终身教职的职业保护，学者们就会在学术上变得缺乏动力。」

在中国，一些高校的招聘和科研基金的申请中，存在35周岁的限制。虽然并非明文规定，但美国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限制。比如有50%新招聘的终身制教员都处于博士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或论文完成后的一年内。招聘人数随着毕业后的年数逐年减少，直到消失殆尽。

柴尔德里斯认为，这种设定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年轻学者可能拥有更长的职业生涯，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年轻学者的形象有一种文化上的期待。但这种招聘方式的缺点是，它强化了现有的特权和文化规范，并排除了那些工作后依旧想重返学术工作的人，而这些人恰恰可能是最富热情的一批学者。

「无论是兼职教师还是博士后研究员，职位都是根据机构的需求而定的。当学校不需要这些课程，或者没能达到招生目标时，兼职教师就会被抛弃。当研究经费花完之后，博士后研究员也会被抛弃。但做学术不仅是一种工作方式，它也意味着加入一个知识共同体。这些诱饵让人觉得依旧留在这个共同体中，依旧是它的成员，只不过是以较低级别的身份参与其中而已。

当大学里充满了临时学者时，一个很大的危险是，本科生很难与一位导师建立长期关系。当学生跟着无数临时的、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教师上课，他们将很难获得智识上的成长。

在机构的运作中，个体是可替代的。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招生目标中的一个数字。同理，每个教师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被用来以最低的成本来提供足够的课程。但是，我们需要将大学视为一个推动知识进步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在这个集体中，没有一个人应该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