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照看图1

1954年1月，刘峙来到了台湾，这个昔日的国军陆军二级上将从1950年开始在印尼教书为生，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蒋介石让他来台。到台后的刘峙便急不可耐地去见蒋介石，要“汇报情况”。两人见面时，蒋不容他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

刘峙非常了解蒋介石的秉性，知道如果是亲信，那么蒋骂过以后往往就会风平浪静的。刘峙态度很好，立正恭听责骂，不管蒋骂多久，不管骂什么，刘峙一律唯唯称是，保持立正的姿式一动不动。

年近七旬的蒋介石体力已不比当年了，骂了一会儿便感到疲倦了，只好住口，吩咐刘峙回去后好自反省。刘峙退出来后，心情反倒舒畅起来，他凭以往的经验断定，蒋对他这顿痛骂，就算把过去种种旧账一笔勾销了。

果然，一个月后，蒋派人给刘峙送来了“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大红聘书。1954年2月，刘峙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再度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10月还受聘为“光委会”委员。因为有流落爪哇当“猢狲王”的经历，刘峙还在“光委会”里兼国际关系侨务组召集人，这个头衔，又成为大家饭后茶余的新笑料。

刘峙的这些职务虽然都是虚职，也没有什么实权，但“车马费”还是不少的，可保生活无虞。刘峙有了在印尼漂泊受苦的经历，对这一结局已感相当满意。1960年2月，刘峙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仍当选为大会主席，1966年“国民大会”也是一样，1967年兼任“光委会”台中区主任。

刘峙回到台湾后，定居于台中市，妻子黄佩芬任教职于省立台中女子中学。刘峙一生，除了1950年至1953年冬，在印尼侨校教书时曾到一些地方游览一番外，再无其他游历。来台之后，在极平淡和寂寞的生活中，进入了人生古稀的阶段。

人到晚年本应心情闲散恬淡，然而刘峙却自觉生活圈子太小了，静极思动，欲作远游，限于经济条件，只是幻想而已。后来他的糖尿病日趋恶化，心脏也发现有问题，便想趁早到美国去检查身体，顺便趁着能走动游历一番。

于是刘峙在得到复兴公司董事长周兆棠，以及胡宗南、黄杰、罗列、刘安祺几位黄埔军校时的学生的资助，终于遂了平生“壮游”的心愿。1961年9月10日，刘峙和妻子黄佩芬由高雄港登上轮船赴美。

轮船行至赴美的第一站神户停泊，刘峙和妻子黄佩芬便趁此机会由神户登陆，经大阪到东京候船，藉此观光。后继续乘船到达美国后，刘峙夫妇先后游历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这期间刘峙在纽约的外甥女婿宓宁家中住了一个多月。

1961年12月30日，刘峙夫妇乘轮船离开波特兰港返航。这一次游美，从西海岸的洛杉矶登陆，从旧金山横贯新大陆，到东海岸的纽约，然后又从纽约经芝加哥，回到西海岸，由波特兰返台，刘峙的游踪在北美大陆划了一个V字形。他总算是遂了心愿，自觉大开眼界，深有感触。

游历归来的刘峙继续深居简出，由于幼年在观澜书院、浦市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段经历对刘峙影响很大，他少年时的志向是当一个老师。刘峙晚年回忆起自幼立的三大愿望，一是创办由小学到大学的大规模学校一所，以最佳教育方法，为国家造就人才。二是设置一个大图书馆，古今中外书籍齐备，为大众增进知识，并便利有志者进修，促进国家文化发展。三是开设大医院，为贫苦无告者，解除疾苦。

这三个愿望，刘峙只做了第一个，1931年，刘峙在吉安创办“扶园”学校（包括中小学），此外他还在开封和重庆等地任职的时候还创办过多所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刘峙自己掏钱资助，培养学生不下万人。从办学来看， 刘峙此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刘峙闲暇时回忆往事，想到哪就写到哪，几年时间后居然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但由于没有钱出版，刘峙的这本回忆录先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传阅，后来被出版商相中，觉得有一定的价值，这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5年，刘峙的患难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从此后他长期独居家中，极少与人来往，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刘峙的身体状况向来不错，不吸烟、不饮酒，早晚不懈运动，只是中年患有糖尿病及轻微心脏病，服药未能根治。

1970年夏，刘峙中风治疗不及时导致半身不遂，后住院半年病情越来越严重，1971年1月15日，刘峙病逝于台中，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