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社会正义问题：西方主流叙事将孤独描述为个人缺陷，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失望]】
西方社会常常将孤独解释为一种个人缺陷，例如某些人不愿参加社交活动、匮乏社交技巧等。这种主流叙事正在招致批评，研究者认为这种叙述使孤独者的处境更加难堪，闭口不谈造成孤独的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企图将感到孤独的人从社会中孤立出去。

作为对这种主流叙事的对抗，美国期刊《政治心理学》刊登了埃克塞特大学等机构研究者的一篇述评，他们提出一种新的主张：孤独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

心理学研究者始终热衷于讨论「孤独」。这种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然而，学术界对孤独的概念化，与西方社会公众话语和大众媒体对孤独的描述一脉相承，常常将孤独的人描绘成悲伤的、有缺陷的、甚至暴力的、怨恨别人的人。

这些叙事折射出一种潜在假定，即，孤独是个人缺陷的产物。例如许多实证研究报告了孤独的人往往是内向的、神经质的、对生活持消极态度的、缺乏安全感的、没有自尊的、表现出抑郁倾向的、不信任别人的、人际交往不足的、难以发起互动的、自我表露程度低的、有攻击倾向的。

这类理论建构似乎将孤独的责任归咎于孤独者，认为他们未能充分利用他们得到的社交机会。具体而言，孤独者优先关注具有社会威胁性的刺激、对别人的行为做消极归因、推定别人有敌意、期待被拒绝、对自己和别人做出消极评价、规避社交风险、在社会互动方面具有更低的自我效能感。

更进一步，随着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进步，研究者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找到了孤独感的生物学基础，从遗传到分子、激素、神经。其中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孤独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孤独的人，那么你也非常有可能是孤独的人，这意味着孤独在相当程度上是无可改变的。这也暗示了，研究者所开发的干预措施，是在挽救这种危险的遗传倾向。

在这些研究的背景之下，当前干预措施主要聚焦于提升社交技能、纠正适应不良的社会认知，就不足为奇了。政策制定者们建议孤独的人寻求纠正措施，多出去走动走动，多参加参加集体活动，努力避免孤独。

然而，这种主流叙事忽视了环境的力量。

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支配，心理学同样受到这些价值观的主导。新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强调竞争、个人责任、自我调节，降低了人们对集体关怀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每个人自身都是一种资产，需要自己来管理和发展，因此孤独被归咎于个体自己未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由此，新自由主义鼓励了对孤独的污名化，指责孤独者自己未能妥善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由于这种污名，孤独的人更加难以寻求帮助来克服这种体验，这加剧并延长了他们的孤独感。

文章指出，孤独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将孤独理解为资源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有助于人们理解制度与社会结构需要做何改变，才能够大规模地、可持续地解决孤独问题。

许多研究提示我们，孤独在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你的基因或性格是怎样的，而意味着你正在经历某些生活背景的转变（例如分手、失业、离家等）、你隶属于某个遭到社会拒斥的边缘化群体（例如移民、性少数、残疾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你居住于怎样的社会中（例如年轻人集中的地区、失业率较高的地区等）。无论何种基因或性格的人，在遇到这些社会环境时都更有可能感到孤独。

作者梳理了导致孤独体验的几种社会拒斥，例如，童年时期被排除在游戏团体之外、青春期被排除在同龄人群体之外、成年后被排除在同事群体之外。重要的是，这种人际拒斥常常不是均等的，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更有可能遭遇这种人际拒斥，例如留学生、少数族裔、自闭症儿童或其家长、具有某些外貌特征的人。

尤其是考虑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存在，我们更易理解，人际拒斥的发生并非随机均等的，因此孤独感也在很大程度上更常见于某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中。文化霸权决定了在特定社会中哪些价值观、规范、行为被视为适宜。很多时候，融入文化规范或掩盖自己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差异，不仅是困难的、尴尬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甚至需要贬低自己。

有时，被排斥的群体还“学会了”主动避开社群。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精英大学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比同龄人更少使用校内的公共空间，这是因为这些学生认为这些空间不是为他们准备的。这种对社会群体的认同感缺乏，也有可能增加孤独感。（心理学情报局也介绍过该研究：http://t.cn/A6QneZOK ）

此外，经济因素在孤独感生成机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贫穷家庭更难拥有自己的房子，即便有，也更不可能是带有绿地的，而且房屋更密集（空间更小）、交通不便，而且贫穷家庭所在社区的犯罪率较高，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阻碍了穷人（或其子女）获得足够的社交机会，更难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共同活动。

最后，作者总结道，围绕孤独的主流叙事是一种「心理政治学」（psychopolitics），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为了施展其权力，推动人与人彼此孤立，确保人们能够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失败者本人，而政府则美美隐身、不需要为此负责，从而阻止社会变革。

与此相反，作者主张，应当将孤独视为社会正义问题，对个体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保持警惕。当人们意识到孤独是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时，政府才会将资金投入到图书馆、青年中心、公共交通等促进社交机会的空间建设中，才会投入到维持街道治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住房福利和社会护理等方面。否则，就像学者所说，某些社会的政府机构“一边高谈孤独问题，一边却系统性地摧毁人们获得社交联系的关键来源，其虚伪令人震惊”。

来源：Barreto, M., Doyle, D. M., & Qualter, P. (2024). Changing the narrative: Loneliness as a social justice issue. Political Psychology, 45(S1), 157–181. doi: 10.1111/pops.1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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