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5） 罗伯特·J·席勒 著

21.
在现代语境里，救市行动对那些因为自己更具有责任心而没有深陷困境，因而不需要被施以援手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如果政府采取的是财政救市行动，那么最终为救市行动买单的其实还是纳税人。

22.
发生经济危机后，价值观和传统习惯的改变，信心的丧失，甚至是失望情绪的出现，都是同时发生的。
身处那些美好的年代时，人们都非常乐意进行合作，并乐意向他人提供帮助。
但当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开始变调时，他们就会变得自闭、易怒、恐惧和自私。

23.
弗里德曼指出，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从所有的方面都证明了他的理论完全可以预言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最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24.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随时存在崩盘危险的不动产市场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效应远比住房价值的降低更重要。
经济领域的系统效应都与投资者信心以及心理传染和社会传染有关。

25.
过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救市的情况，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办法做到不救市。
因为对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划分很难做到泾渭分明。
不公平的现象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司空见惯，收入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