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巴斯特·基顿：如果踢了一个坏人的屁股，自己的脚会痛。

有人觉得，比起卓别林的活跃、他电影中轻松的笑和哭，基顿的电影很无聊。当然没有理由一定要在两人之间分出高下，就好像没有必要在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凯利之间二选一。在不同的视角下，二者各有长短，但基顿无疑是其中更加现实的那个；他如果踢了一个坏人的屁股（这是卓别林常做的事），自己的脚会痛。

基顿在20年代早期的短片是其剧情片的预热，但也自有其奇异迷人之处。电影中常有关于禁酒和女性选举权的时髦玩笑，而且展示出了不断的反思，从而成为可能是最早一批关于电影本身的严肃电影。在《一周》（《One Week》，1920）中，有一幕绝妙的场景：他的新婚妻子在洗澡。她把肥皂掉了之后伸手去捡，随之看着观众做出了责备的表情，同时用一只手盖在摄影机上，遮住了她的身体。以上场景展现了他对电影媒介本质的高度认识，而这种认识在《福尔摩斯二世》（《Sherlock, Jr》，1924）中达到了顶峰。基顿对电影梦幻般的本质有本能的理解——他的很多短片都以自己从梦境重重的睡眠中醒来为结尾。在《倒霉》（《Hard Luck》，1921）中，他提前50年预见了《哈洛与莫德》（《Harold and Maude》, 1971）——整部短片由一系列未遂的自杀构成，也透露了基顿本人滴答作响如定时炸弹般的绝望。“基顿这个家伙似乎就是整个表演了”。

他在《剧院》（《The Playhouse》，1921）中这样说。片中他一个人饰演了一间剧院里的所有人物：一整个交响乐团，一个指挥，一个孩子，一位年长女性，一个贵妇和他厌倦的丈夫。这部电影有一种无边无际的超现实主义，同样也挖苦了卓别林和其他总想在电影中充当关键人物的电影人，尤其是制片人托马斯·因斯 (Thomas H. Ince)。在《冰封的北方》（《The Frezon North》，1922）中他就尖刻地影射了一番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 (Erich von Stroheim)的《情场现形记》(《Foolish Wives》，1922)。

基顿的第一部长片，《三个年代》（《The Three Ages》，1923）是对格里菲斯《忍无可忍》（《Intolerance》，1916） 的一次含混戏仿，其中散见各种奇怪的插科打诨，但完全是为接下来做准备。他的下一部作品《待客之道》（《Our Hospitality》，1923），则有一种当时特有的精细逼真，正是这一特征润饰了他最好的电影《将军号》（《The General》，1926）。电影结束于一个冒失鬼在瀑布上玩杂耍的场景。基顿开始学会不紧不慢，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节奏。而在《福尔摩斯二世》里，他呈现了一小段有关电影和梦的思考。投影员巴斯特在控制室睡着了，梦到自己能进到银幕上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基顿使用了一系列极为巧妙的视觉效果，从而展示了爬上一张幕布然后变成电影一部分的情形，令人难以忘怀。基顿在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把这种媒介的奇异理解到了极致，把自己投入了电影壮丽而流动的非现实之海。走入幕布的那一刻，他替我们所有人实现了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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