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伊纪民：国共两党关于民族自决与外蒙古问题的争论（节选）。

随着苏联政权的稳固，西方国家同苏联的关系开始缓和，纷纷在外交上承认苏联。中国政局动荡，尤其直奉两系相持、对峙，北京政府对苏谈判显得疲于应付。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北廷原定“先解决外蒙古问题，后承认苏联”的谈判战略动摇。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订立，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并未因该规定而放弃既定对蒙政策，仍支持外蒙古独立。同年6月，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去世，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实行共和政体。

国共两党对外蒙古问题的认知存在分歧。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为基点，高度评价了外蒙古独立运动。瞿秋白认为“活佛去世，政权完全转移于国民会议之手”，开辟了外蒙古“改良进步的光明之路”。1924年5月13日，李大钊在北京政治学会发表演讲，鼓励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自决而独立”，并指出这是“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要之，苏俄既为世界革命之中心，支持外蒙古独立，有利于中国革命。

国民党反应如何？国民党既已打上“联俄容共”的政治标签，不得不对苏俄之举“感其正义与友谊”，但也申明“此协定在北京伪政府存在期内，决无实行之希望”。就外蒙古问题，国民党以民族国家为基准，强调外蒙古是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孙科于1924年5月在《民国日报》发文，称“蒙古民族，追认为国族，则蒙古土地之为民国领土”，“外间有疑国民党主张弃蒙，或让蒙于俄者，可谓羌无故实”。

国共两党之政治理念本就存在差异，《协定》及外蒙古问题加剧了两党的政治分歧与斗争。1925年11月23日，邹鲁、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另举“中央”，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推翻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主义，重新采用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的阐释：“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建设中华民族之独立的国家”。邹鲁等人声明，苏联“以日本对朝鲜方法而攫我蒙古”之举，足证其援助国民党的用意“不是单纯的”。因此，应立即断绝与苏联的合作关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西山会议派也将批驳矛头指向共产党人，指责中共“专意为共产主义发挥，事事效忠苏俄。……利用中国国民党的招牌，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务使两党“闹成一个皂白不分”的苏俄“附属团体”。大会通过“开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及其国民党党籍，撤销鲍罗廷的职务等决议案，力图改变“联俄容共”政策。1926年3月，西山会议派非法召开“国民党二大”，指斥苏联是“带有帝俄时代之遗传病”之赤色帝国主义国家，不然外蒙作为“省区之一”为何不“复有我中央直接统系”。国民党之责任，“在使苏俄遵从国际革命之正轨，而纠正其回复帝俄时代之旧习”。

面对这些攻讦和反对的声音，中共作出了回应与反击。首先，中共严正声明共产国际组织的性质与行动宗旨。其一，共产国际“向来未和苏俄发生直接关系”，联共（布）亦为其支部；其二，国际联盟确是“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共产国际则“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其主要目的乃是“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国际帝国之统治。否则，它怎会支持中国革命？

至于苏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根本认定”苏俄是“没有侵略野心的国家”，是“真诚帮助中国的民族自决运动”。况且，“中俄协定已经明白规定蒙古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中俄对于蒙古关系，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余下来的就是政治组织问题”。基于此，国民党才与之结盟。故，不应“造谣中伤”。如果苏俄沾染帝国主义流毒，共产党人必“首先起来反对”。至于苏俄与北廷建交，实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没有什么可疑的”。李大钊强调共产主义者要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从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在此基础上，中共表达对民族自决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与西山会议派以边疆立意不同，受共产国际民族理论影响的共产党人立足民族理念，承认蒙古、西藏等“亦是一种民族，和汉族一样”。民族自决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天然权利。“主张蒙古民族独立自治，乃是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不是为了俄国，西藏、青海等处的小民族若有独立自治的要求，我们也一样与以同情”。

更重要的是，边疆民族自决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汉族军阀与少数民族上层势力。关于帝国主义以汉族军阀压迫蒙、回、藏各族为依据，唆使边疆民族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做法，恽代英指出其不是为边疆民族谋利益，而是把中国“锤碎为数多小国”，以便其渔取利益。中国“不同民族的平民，不应当轻易的分离。我们的分离，是我们仇敌的幸运”。至于军阀官僚对边疆民族的“敲吸剥削”，也不能理解为“汉族虐待别族”。要之，“革命亦不仅是汉族所应做的，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我们最后最大的目的，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瞿秋白指出：“中国的平民决不能承认汉满钜商及官僚对于蒙古等民族的特权……中国革命的平民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尤其要帮助国民革命的蒙古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和他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施存统认为，“中国未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之前，反对任何军阀派兵去镇伏蒙古，同时亦应主张俄兵退出蒙古，让蒙古人民完全独立自治”，同时“我们却极希望将来能有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国家包括蒙古平民在内，由全体平民组织真能代表平民利益的中央政府”。这样的政府一旦成立，“蒙古民族应以平等的资格自由地与中国其他民族联合，组成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因此，“自决”不能仅仅视为赞成其政治独立，更应偏重于列宁所说的“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

如何实现内地与边疆的整合？可效法苏联的联邦制。恽代英从现实角度分析，在中央政治权威缺失的情况下，“蒙、藏本不驯服，回、苗亦仅羁縻一时，欲化其疆土成为内地郡县，事实上亦决不可能”。苏俄“本列宁提携弱小民族之主义，毅然许各民族自决，建独立之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建国之后，反感于苏俄之诚意，与自身之需要，四年之间，遂以联邦国统一全俄”，“此正合我国情”。瞿秋白也认为“中国劳动平民”应当“以苏联为模范，来组织革命的政权”，“使中国境内蒙古、西藏、满洲、回回等民族，完全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加入革命的中国”。

可见，此时共产党人关于加强革命政党与少数民族的组织联系，并将少数民族纳入国民革命运动的论述，显然洞悉了共产国际的十一月决议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理论之间的微妙差异。可以说，中共已经能熟练运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理论来分析国内民族问题了。

然而，如果说引用苏联民族解放理论有为苏联背书嫌疑的话，那以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辩护更具说服力。孙中山“不主张以帝国主义待国内的弱小民族”。国民党一大宣言标示平等的民族主义，也已“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只有这样，才能号召“这些弱小民族自愿加入中国国民革命的联盟”。要之，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国民党右派之民族主义“立脚在一民族一国家的利益上”，“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中共延续共产国际的思路，将国民党右派视作资产阶级政党来抨击。

就批驳效果而言，相对于国民党右派的猛烈抨击，共产党人的回应虽针锋相对，却显得疲弱。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与“俄国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这两项决议，是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治基础。孙中山虽以北廷难以接受之外蒙古问题向苏联让步，但亦着重强调“中国最最要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是以，国民党一大宣言虽“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但也明确反对边疆民族脱离中国的自决权。然而，苏联与北廷建交，支持外蒙古独立，改组国民党时鲍罗廷强迫国民党将民族自决纳入国民党一大宣言，严厉禁止国民党与边疆民族建立联系，这一系列活动完全出乎国民党人意料。这不仅破坏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治根基，更违背了孙中山团结国内各族力量以践行国族主义路线的主张。对于国民党人来说，孙中山所有思想、观念均可作为立论根据。早在1925年5月，戴季陶确定“孙中山思想学说之最高权威性”，称“不尊奉总理之遗教者，本党皆一律以纪律制裁”。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权威，既是国民党推进革命的方针，也是压制共产党人的话语。

相较之下，共产党人在淡化沙俄对中国疆土侵占的前提下，大力推崇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理念以驳击国民党右派民族同化主张，表面看来义正词严，但无疑否定了孙中山在1924年前后对民族主义的阐释，这势必激起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一开始便“为尊者讳”。比如，涉及沙俄侵华史实，李大钊仅列举沙俄侵占旅顺一事。瞿秋白避而不谈唐努乌梁海、外蒙古等边疆问题，却阐扬苏联主张民族自决“是真诚的”。这为熟悉沙俄侵华史的国民党人留下攻讦的口实。据王凡西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反不及右边（国民党右派——引者注）明确”，且“本身的理论尚未臻充实”。这说明，受国民革命思想深刻影响而加入国民党（或中共）的青年学生鲜有系统研究列宁民族自决主张之可能，因而共产党人阐扬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言论，很难得到时人的理解。

伴随北伐行动推进，国共两党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最终仍不可免。等到国民党通过北伐将权势扩充至长江流域，因不认同中共在民族主义等问题上的看法，下令“清党”。在清除中共组织力量时，将民族自决理念也一并清掉。可见，国共两党之分裂，并非完全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它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也应纳为考量因素。http://t.cn/A68fV5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