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的芦墟夏日

上苍对江南的不友好，也表现在夏天。

现在也还会常想起我年轻时芦墟的夏天。夏天早上如果走西栅跨街楼那条通往我单位的路上班，经过西栅医院时总会看到长长的队伍排到医院外面的跨街楼路上，河边停满了乡下人上街看病的木船。

到了牙防所，门口同样是长长的队伍。夏天到牙防所看病的病人里面大多数是来看针灸的，日积月累的田间劳动，乡下人患腰酸背痛的人很多。每年大暑节气的半个月，据说针灸治疗效果特别灵验。

我们诊所七、八两个月发放每人每月冷饮费1.20元，我和父亲每个月冷饮费2.40元。我家那时一共8个人，父亲去生禄斋去买了冷饮筹子，家里每人3角钱的冷饮筹。那时酸梅汤、鲜桔水每杯4分、绿豆汤每杯6分、白棒冰每支3分、赤豆棒冰每支5分。至于冰砖和雪糕根本吃不起。

一次下午父亲出去一趟回到牙防所递给我一瓶冰镇可可，我喜出望外。那瓶冰镇可可价格0.16元，那次不知父亲是怎么想到吃一瓶冰镇可可吃并且也为我买了一瓶？不过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们家、引官家和沈祯祥家的一起住的小院子夏天夜里坐得满满当当。那时与我们家住一起的还有李忠海一家四口。到我们小院里来乘凉的还有唐金官那个院子里的人，阿露和她的哥哥弟弟也都来。有唱歌的、唱京剧的、沪剧的。李忠海是江北人，他唱了一支江北小调《一把扇子七寸长……》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引官的同学刘青青的一曲沪剧《妓女泪》里的《杨八曲》更是像从戏曲学校沪剧学馆里出来的学员。刘青青长得很漂亮，她的母亲是吴江县锡剧团的导演。一次沈祯祥的孙女带着未婚夫从上海来芦墟看望祖父母。那时她被保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玻璃制作，她的未婚夫当年是上海交大的助教。她们那天也在小院里乘凉，大家喊着她们也来一个，她们笑着连连说她们不会唱。那时唐金官的妻子董凤官也从上海回到了芦墟，她肺结核很严重，面颊上一直有两团红晕。她会把在烧饭时听到隔壁人家的话说给我们听。她“吃吃”笑着说：“那家人家昨天在开家庭“会议”，女主人说她要“发言”几句，在家里说话搞得像开正式会议似的，我在隔壁听到肚皮也要笑疼了。”我们也大笑，我们很喜欢凤官阿姨对我们说她听到的那些笑话，背后称那家的女主人为“发言”。

1968年老二下放到白巨斗村（当年的芦墟公社五星大队十二生产队），一次在最热的“双抢”我母亲买了一点肉让我去看看老二。美官的邻居小孩听到我找“友泓”就去田里把她叫了回来。还有与老二下放在同一生产队的曹一斌也上来了，乡下人问她怎么也不干活了？她说：“朱友泓的阿姐来了我也要去陪的呀。”那天曹一斌与我们一起吃饭。一个与老二关系好的村妇还送来一小瓮头切细的腌雪菜。那天与老二同睡一只竹榻，第二天腰痛得起不了身——竹榻太硬了。

在史家弄老家夜里乘凉时常常会有人告知：“乡下人中暑了，现在在医院里抢救”；“有人在田里被毒蛇咬了，送医院来了”；“刚才乡下送来一个触电的人，估计不行了”……于是我们一群年龄差不多的人马上出去，医院门口围满了人，医院前面的河桥上也站满了人。人们相互问着：“送来抢救的人能救活吗？”那时夜里乘风凉时此类事是经常会发生的。

夏天史家弄里白天也坐满了人，弄堂很狭窄，大家靠一边的墙坐着。唐金官没有工作也常常坐在弄堂里，如果阿露的姆妈也恰巧在家就更好了，她也是个说笑话的高手，她与唐金官一吹一唱珠联璧合，堪比上海滩的周柏春姚慕双唱滑稽双档。只要他们俩一出场，史家弄内就会笑声朗朗。阿露的姆妈倪菊英一次对我说：“杏官，我这一世一直很快乐！”

西栅史家弄口住的是余爱凤一家，她的先生顾森官老师立嗣的伯伯已经死了。他们、伯母和他的养身父母一起。他们家是一个敞开的公共场所。正门开在西栅葛家墙门隔壁，边门开在史家弄里。平时只要家里有人正门是一直开着的，边门夏天也开的，谁都可以进去坐坐聊聊。顾家人个个喜欢小奶孩，弄堂里每一家的小奶孩都会受到可以说是溺爱的那种接待。不管是谁家的小孩到了他家，他们都会把家里的糕饼水果拿出来给小孩。我儿子半岁时一天傍晚我祖母抱着他去顾家，爱凤找不出什么吃的东西就盛了一小碗刚煮好的白米粥放了白糖一匙一匙的喂给小毛头吃。我儿子吃饱了，爱凤把小毛头嘴边的粥都刮到碗里自己全吃了。

那时的夏天白天也很热很热，可是弄堂里一般还好，夜里有清风徐来，好像没有现在这样的极端，即使高温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接连多天的连轴转。

那时大家都很穷很穷，大概因为家家都一样的穷没有什么好攀比的，心态也都好。

那时我分到手的冷饮筹码每天1分钱，3天吃一块白棒冰。绿豆汤要6分钱，夏天难得吃的。我那时发誓：到我夏天能有条件吃绿豆汤时，我要每天吃一杯。可惜升禄斋有绿豆汤卖时我穷得没钱吃，到了我有条件每天吃绿豆汤时芦墟升禄斋没了，他们的绿豆汤也没了。

回想起来，还是我住在史家弄时的夏天过得精彩过得有活力过的像日子！

现在只能在上海的空调房里遥望着我年轻时的芦墟夏日，我的史家弄，我的史家弄里的邻居！

那时，真好！

2024 07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