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播报# 城市更新作为存量发展时代的核心行动面临着复杂多元的风险障碍，亟需探索多主体、系统化的风险治理体系。本文从风险社会学和城乡规划学的交叉视角出发，基于现有理论与实践构建起城市更新风险形成与风险治理的分析框架，在理解风险来源、演化与放大过程的基础上，推进包含风险评估、决策和监管的风险行动并提供多模式策略工具箱。研究以恩宁路改造为案例，应用理论框架分析其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风险产生与治理情形，并提出对未来风险知识生产与风险文化培育发展趋势的展望。——《城市更新风险的形成与治理——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刘泓显等，《城市规划》2024-7期

城市更新风险的形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
刘泓显 唐 燕

风险社会学领域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基于客观具体的风险研究的现实主义、基于社会制度与结构研究的制度主义、基于社会文化考察的建构主义，对应形成了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以及基于建构主义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各模式本质上都只注重一个层面。鉴于城市更新风险类型的复杂性，在不同阶段应综合且有所侧重地运用这三类治理模式，对于前面讨论的空间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形成系统化且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
在调研评估期，重点采用基于专家科学知识与技术标准的“工程—技术”模式，准确评价空间风险程度、识别潜在风险源和提出预防措施；更新主体需增强风险认知，形成科学的项目风险—效益评估体系；专家与社会公众也需提升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在博弈决策期则采用“组织—制度”模式，一方面，重点强化制度供给以实现更为多元的更新协作，以降低各方经济风险为核心要务的同时避免各种“制度化风险”，包括制度漏洞带来的冒险投机行为，以及为限制风险出台的更新管控要求引发的不确定性等，如深圳为解决拆不动问题曾试图仿效台湾和香港建立“多数决”“强制售卖”制度。另一方面，完善空间体检等机制以明晰空间问题并采取合理更新模式，同时将社会风险因素充分整合到决策机制中，搭建多方沟通平台并完善维稳体系，确保决策过程中各方权利的正确行使。在实施运维期，需落实更新后评估环节，强化对于风险承担群体的社会保障，采取“社团—运动”模式搭建如共同缔造委员会等社区沟通平台，以及培育社会团体的科学素养与风险认知能力，引导公民团体自主维护区域空间的健康运转。

（《城市更新风险的形成与治理——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刘泓显等，《城市规划》2024-7期，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