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有点意思的文章。粉碎“四人帮”之初，我们听到的文件传达，印象中都是维特克在受到江青接见后，回美国写出了《红都女皇》。当时心里也有疑惑，奇怪维特克作为江青的重点客人，怎么写的书起了一个“红都女皇”的书名。现在这篇文章讲清楚了，这原是一个严重的讹传。《红都女皇》是香港出的（香港出这样的书，并不奇怪），而维特克写的书，书名是《江青同志》，这才合乎情理。
这篇文章采用直叙方式，记录下了江青接见维特克以及与部下工作人员接触的细节，这有意思。江青与维特克谈了60个小时，又承诺向维特克提供录音整理稿（英文），因此她一直督促参与接见的工作班子加紧整理，最后是本文作者出于工作的职责，想方设法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并表示反对向维特克提供这样的材料。在那特殊的时代，本文作者基于自己的职责，向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没有躺平，特别让人肃然起敬。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仅仅为了处理江青接见维特克以及录音纪录稿的事，周恩来总理前后召集过不下六七次的专题会议，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态——仅仅是江青的接见录音稿，60小时，足足有几十万字，江青要总理审阅、修改，承担责任，周恩来不断召集专题会议，商量怎么处置，这事从一般的工作角度看，也可以明白是一件真正的难事，很累。
周恩来最后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事，最后是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不向维特克提供录音整理稿，这肯定让江青非常愤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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