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温病派与伤寒派哪个更厉害？#国医的精诚力量#
原创 董洪涛 南宁选择中医
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温病派与伤寒派哪个更厉害？》的文章，感觉意犹未尽，因此愿意再做一些补充，从而更清晰地分析一下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目的在于融合伤寒与温病，从而提高治病疗效。

网上出现了一些贬低温病学的言论，认为温病派的人不懂中医，不会治病。

在我看来，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是对中医一知半解，是不懂装懂而已。我的观点是，既然此生想成为一个中医人，那么不但伤寒要学，温病也要学，而且都要学好。

试读《名老中医之路》，书中收录了近百位老一辈的中医大家，他们都不会对温病学有某种偏见和贬低，而且都能秉持着一种谦逊且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态度对待经方和温病方。显然，正因为持此种态度，才使他们成为了杰出的中医学家。这些大医当然也应该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有人认为，温病派医家只会用苦寒药，不敢或不会用辛温药，这完全是误解。事实上，温病派的医家也擅长用经方。

比如，温病学的创始人叶天士、吴鞠通等大医都是用经方的高手，他们在治疗里寒证或寒湿证时也非常擅长使用附子、干姜、肉桂等药。

以《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为例，他属于标准的温病派医家。他曾经用经方麻黄附子甘草汤治疗一水肿患者，麻黄用了二两。清朝的二两，约等于现在60克。显然，哪怕是经方派的中医也没几个敢用如此大剂量的麻黄。温病家用经方的实力竟然达到如此高度，让后世尊崇仲景的学人亦景仰赞叹不已。

而且，温病学派并不排斥经方，相反，历代温病学家在辨证论治时选用了大量经方，可以说《伤寒论》中的各经代表方剂几乎全部纳入了温热学派的三焦及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之中。

比如，吴鞠通在治疗中焦阳明温病时，一方面与伤寒学派一样，用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三承气汤等以清里攻下，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补充，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疗效，也丰富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

再如，伤寒学派对于燥邪为病并没有过多的论述，而温病学派明确提出了秋燥，《温病条辨》中系统地论述了秋燥的三焦证治。

我的思考是，中医学术是不断发展着的。既然前贤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秋燥三焦证治经验，我们为什么要排斥其经验而不学到手呢？！

又如，对于“热厥”，《伤寒论》只描述了“发热肢厥”及“厥热胜复”，把它列入厥阴病中。而《温病条辨》则明确提出热厥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邪入心包络而为舌骞肢厥；二是邪搏阳明，神迷肢厥，甚则通体皆厥；三是温病后期，阴亏而厥。且认为上中下三焦均可发生热厥。

对于热厥的治疗，《伤寒论》只提到了“厥应下之”。而《温病条辨》则提出邪入心包者当用芳香开窍；邪搏阳明者当用下法；温病后期阴亏而厥者又当育阴潜阳。

从急性热病的诊治经验来看，温热学派较之《伤寒论》中的论述更趋完善，且有所发展。显然，温病学派的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参考。

二

为什么仲景要著述《伤寒论》？为什么唐代《伤寒论》不受重视，而进入宋代却出现了大量的《伤寒论》研究著作？为什么明清时代出现了温病学派？

我的思考是，这些学术变化其实与当时的气候密切相关。

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年，那时气候急剧变冷，导致了天行寒疫，造成当时人的大量染病和死亡。张仲景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医生，自然就会去研究伤寒，因而著成了旷世巨典《伤寒论》。

到了晋代，气候仍很冷，按今时学者的研究，“那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4度。”因为寒冷，由寒冷气候造成的寒疫以及伤寒疾病也非常多。而王叔和即生活在这个时期，所以他要奋力研究伤寒，并整理编次了《伤寒论》。

唐朝为公元618-907年间，现代气象学家竺可贞说：“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暖和，公元650、669、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因为温暖更替了寒冷，温热病也必然代替了伤寒病。由医学来看，隋唐时期《伤寒论》遭到了冷遇。在当时，《小品方》成为当时医家圭臬，被唐政府规定为学医必读之书，该书云：“天行温疫时毒之气，而论疗者不别伤寒、天行温疫为异气耳。”并认为：伤寒是雅士文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该书中还有“疗温病哕方”“疗温病烦渴方”“疗温疟病方”等，可见隋唐流行温病。
近贤何绍奇考证《千金方》治温八法，认为这些治法都是后世温病学家常用之法，对仲景伤寒治法，确实有了较大突破，孙思邈的《千金方》成为当时温病学承先启后之桥梁。

到了宋朝，《伤寒论》又盛行，伤寒学名家峰起，这也完全与气候寒冷，伤寒病大量长期流行所致。

气象学家把公元1OOO年-1200年划分为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第三个寒冷期。竺可贞说：“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50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出名的湘桔全部冻死……”

正是由于这时的寒冷气候才促使了伤寒学名家林立，异军突起。

明清时的温暖期在1550-1690、1720-1830年间，此时，中医界形成了温病学派更趋完整的体系。叶天士生活在气候较冷期渐消和温度渐升之年，故成为一名温病大家；吴鞠通完全生活在温暖期(约1758-1830年间)，他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

从上述资料可见，寒温学派在中医学术史上变替发展、争鸣，之所以时寒时温，与不断更替变迁的寒冷与温暖之历史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的思考是，今时正进入高温期。事实上，近十年来，全球平均气温越来越高，特别是近几年来，每一月的平均气温都几乎是近百年来最高的。而且，我们刚刚经历了新冠疫情，且新冠疫情之后，各种支原体肺炎疫情、甲流等绵延不绝。由此可以思考，按气候变化规律，当下应该重视温病学。

三

仲景的《伤寒论》是治疗寒疫的，而明清温病学派的药方是治疗湿热疫和温热疫的。

如果把这些疫病看作是传染病，那么，经方治的主要是感染寒邪而导致的传染病，而温病方治疗的主要是感染湿、热、暑等邪气导致的传染病。

若以广义的伤寒来代指传染病，那么，温病也属于伤寒；若以广义的温病来代指传染病，那么，伤寒也属于温病。

比如，清代大医俞根初综论伤寒热病，认为张仲景以伤寒二字统括四时六气外感证。俞根初以伤寒钤百病，认为“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这是用伤寒来统领温病。

我则认为，可用温病来统论所有外感发热疾病，也就是今时所谓的传染病。不管是何种邪气所致，是风寒暑湿燥火，还是疫毒，只要出现了发热症状，都可归为温病范畴。

如此说来，无所谓尊崇伤寒还是温病，只看感染的是何种邪气，那就对证选择对治的药方即可。伤寒方也罢，温病方也罢，都是治疗传染病的药方。若能对证用方，都可收到满意的疗效。

进一步说，我们可以把外感热病的证治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伤寒，另一块是温病。是伤寒则用六经辨证，是温病则用卫气营血、三焦辨证。

对于急性传染病，是用六经辨证，还是用三焦或卫气营血辨证，完全可以不必强求一律。

四

在明清温病学派形成之前，我们只有伤寒派，对于治疗湿热或温热疫病效果并不明显，为此，明清时代的医家才创制出了温病学派。可以说，温病学派的形成是我们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是中医外感热病学划时代的进步，当然也是中医理论随实践而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有些一些固守伤寒学说的医家却不愿意接受温病学，甚至对以叶天土、吴鞠通等温病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大肆攻击，横加指责，说他们是“标新立异”“数典忘祖”，认为温病学背叛了《内经》《伤寒论》学说，其创立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为核心的温病学说为异端邪说，是“多此一举”。

伤寒方可以治疗寒疫，但若用伤寒方来对治温疫，就可能出现问题。在这方面，明清时代的很多医家都有着明确的认识。

比如，李士材认为：“仲景方法为冬月即病之正伤寒设也，后世混将冬月伤寒之方，通治春温夏热之病，遗祸至今，未有能改”(《伤寒括要》)。

喻嘉言也说：“仲景书详于治伤寒，略于治温。”(《尚论后篇》)。

还有医家从实践中的惨痛教训直陈以寒治温的祸端，比如吴又可说：“崇祯辛已，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强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至死，比比皆是。”

显然，伤寒诸方不能治疗湿热温病。若误用伤寒之方治疗湿热温病，不但无效，且遗害无穷。

事实上，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正源于此。从刘河间，至吴又可，又至叶天士、吴鞠通，持续于今日，都强调伤寒方不足以治温热病。

刘河间因为从实践中感到以伤寒法治热病不能取得较好的疗效，所以才“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之药”。

吴又可也因为温疫“时师强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枉死不可胜计”，才根据“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著《瘟疫论》。

吴鞠通也因为当时北京温疫流行，以治温法治温，活人甚众。同时有感于温病患者“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才著成《温病条辨》。
图片一九五四年，河北石家庄地区首次系统运用温病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此后各地也普遍地以温病学来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五

我们需要明确地知道，温病派对病邪的性质与传入途径方面的认识并不是另立规模的，而是与《内经》一致。可以说，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产生了伤寒学派，也产生温病学派。两家的理论都本于《内经》。

伤寒学派突出强调《内经》中风寒邪气自三阳向三阴层次的变化规律，由此而产生了六经辨证体系，而温病学派突出了《内经》中对三焦、营卫气血的认识，由此而形成了三焦、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两派在辨证体系上有所不同，但就疫邪在人体的传变过程来看，两派都认为是“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阳入阴”“由上到下”。

再者，对于急性传染病诊断和辨证论治，两派都宗《内经》的“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等原则。

伤寒学派诊治外感热病时明确提出：“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补不足，损有余。”

温病学派在对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也明确提出：“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清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可不知。烛其为水之病也，而温之热之；烛其为火之病也，而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

于此可以看出《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对于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认识也是完全一致的，并无根本上的分歧。

由此说，不管是伤寒还是温病，在治疗传染病方面并无实质上的矛盾和原则性的分歧。

六

我们都是中医人，不管是学《伤寒》的，还是学温病的，都是为了治好病。要想有效提高治病疗效，那就要分析感邪的性质、病人的体质、当下的症状体征等等，从而选择正确的辨证体系。该用伤寒六经辨证，那就用经方为主；该用温病三焦或卫气营血辨证，那就用温病方为主，不必拘泥于必须只用一家之法之法。

正如明代大医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书中所说：“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胶于辛热；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泥于凉润”。这话非常中肯，值得我们细心体味。

作为一个中医人，不管是学伤寒出身的，还是学温病出身的，至少我们都是中医人。我们不必拘泥于自己是哪一家哪一派，也不必互相诋毁，更不必自觉某一派高人一等。我们应该学习并熟悉两家学说，这样可以温故知新，从而充分认识疾病病机的内在关联，求同存异，从而取得最高的疗效。

尤其是学伤寒的人不要瞧不上温病派，其实所谓的“温病派”，只不过是后人给他们加的帽子和标签而已。

我倾向于认为，凡是外感发热类疾病，不管是伤于寒，或是伤于湿、伤于热，都可统称为温病。这里的温病，是广义的，指的是所有出现发热症状的传染性疾病，既包括伤寒，也包括温病。

然后，温寒可以互用，补泻可以兼施，熔伤寒、温病于一炉，可以无偏主一格之弊，从而使寒温由分而合，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