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湘西土匪”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10余座县城。9月下旬，47军、46军136师、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也奉命进入湘西，决心彻底清剿湘西土匪。此后两年间，新晃姚大榜、芷江杨玉清、古丈张平、八面山师兴周等名动一时的土匪，陆续被精锐的解放军正规军击破、歼灭。

到1951年2月，解放军共“歼匪92081人”，数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被肃清。

与此同时，湘西新建立的各级中共政权，开始着手处置3万余名被俘、投诚，乃至曾经干过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们。其中2万多名“职业土匪”，以及“有血债”的人，陆续被处决。剩下金珍彪等1万多“罪恶较轻”或有“立功表现”“积极悔过”的土匪，被集中关押“学习改造”。

1950年12月，金珍彪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天，门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心头一跳。进来的是解放军梁排长，正对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枪毙的样子。梁排长居然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去朝鲜跟美国鬼子打仗”。金珍彪并不清楚5000里之外的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依然急切地回答“愿意”。

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县“巨匪”张平手下副大队长的孙家怀，“天天听政策，听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以为要枪毙我”。尽管曾被安慰“你是带了五六十条枪过来的，是功臣”，他心里还是极不踏实。有一天领导询问“朝鲜打仗了，你们愿不愿意去”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驻扎湘西两年之久的47军也奉调入朝作战，顺便将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较好、罪恶较轻”的土匪也编入军队带走了，后来因为朝鲜战场减员严重，部队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

张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还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义、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孙家怀、向明清等，就这样先后去了朝鲜。

湘西剿匪胜利纪念馆中保存的资料数据显示，1949年到1951年，湘西的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关押土匪3万余人进行教育改造。其中1950年到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处决2万余人，剩下近1万人随47军赴朝作战。

在湘西十余县中，仅沅陵一地，杨先树就曾亲手送出370人，而张家界市永定区也有300人之多。此外，湖南永顺军分区还将“湘西土匪”编了一个补充团。然而，最初走上战场的许多土匪，连军籍都没有。

金珍彪回忆，过鸭绿江后就“一路急行”，7个通宵后，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冻中全力抢修被美军炸毁的机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全力清扫一颗颗未爆炸弹。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记忆深刻：“35公斤重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来能陷入地下2米深，听着定时器咔嚓咔嚓的跳动声，我心里直发憷。”因为它们随时会爆炸。

金珍彪说，他从到朝鲜那一刻起，就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气绝不只使九成”的心态。战场危急时，他们要拿枪压到一线。终于，在经历了大小数十场战斗后，他成了一名机枪手。

金珍彪的老乡宋德清，是因為全家10口人种3亩薄地，生活甚是艰难，于是和弟弟宋海桥一起入伙宋占元匪部拥枪掳掠。宋德清投诚后反省说：“当时为匪实在是为生活所迫，有田有地，有吃有穿，谁愿意干那千人指万人咒的勾当呢？”

宋德清尚且如此，在土匪这行更“职业”的向明清，更是怀着死里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战场。杨先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向明清在朝鲜“非常勇敢，立了战功”，复员回家后还特意来千恩万谢，称“给了重生的机会”云云。

至于国家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该不该打、有没有意义，正如谢根生所说的“想不了那么多”，只记住“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美帝侵略朝鲜，接下来恐怕还要侵略中国”。这个此前从来没有出过湘西的少年，在期盼出人头地的同时，也因能为国征战而心神激荡。

或许这正是杨先树所说的“民族感”。湘西人素有为国征战不居人后的传统，如抗日战争期间，在湘西凤凰县，每一批新应征子弟出发为国征战时，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竿军出征，中国不亡”之类的横幅送行。

1937年11月，以湘西凤凰籍官兵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战7昼夜，成功阻击了日军，而全师官兵伤亡3/4之多，以至于凤凰城中家家挂白幡出丧。被称为“巨匪”的张平，也参与了这场血战。他从沅陵招了300名壮丁，组成763团团部直属通讯连走上前线。这支部队在嘉善几乎全部牺牲，打到最后只剩张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两人，同7、8个日军背靠背拼刺刀。而他们竟然一口气砍翻几个日本兵，吓跑其余人，奇迹般回到了驻地。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湘西这片土地上独特的群体心态，兼之过硬的军事素质，最终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群勇猛无匹的另类英雄。47军一位师政委将之总结为“枪法准，能吃苦，特别能打仗”。

多年以后，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将军说到动容时，忍不住泪水潸然。

1954年，朝鲜战场停火，此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活着回来的土匪们，如孙家怀、谢根生、向明清等，大多脱下军装，作为一名普通的复员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务农。然而，回家后他们才发现，从军洗去土匪烙印的自我救赎之路，其实无比艰难。此时，民国湘西民间一度“主流、显赫”的土匪职业，早已成了神憎鬼厌的代名词。

这一点，谢根生在朝鲜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后勤兵，他多次奋不顾身跳上树杈，用高射机枪和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机对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伤痕的同时，也收获了一枚三等军功章。同时谢根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期盼提干。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依然是一个普通士兵，入党申请也未被获准，理由始终是“当过土匪”，在1958年，这个阶级属性更升级成了“历史反革命”。谢根生至今觉得无比委屈的是，“我其实一天土匪都没干过”。

更让他们无奈的，是乡亲、族人们的冷漠与敌视。“复员军人”身份乃至军功章、战场伤痕，都无法洗去他们在族人心目中的“土匪”烙印。新晃土匪蒲昭义，也在战场上收获了几枚军功章，以及后脑勺一个拳头大小的凹坑，似乎是“脑壳挖去了一块”。然而他回家时，乡亲们甚至没有问起，蒲昭义头部那狰狞的凹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九死一生？于是，这原本象征着军人荣耀的伤痕，自然也没有让蒲昭义成为英雄。

至于金珍彪，因为功勋显赫，归国之初一度“金光闪闪”，在丹东接受了10万市民的夹道欢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也刊登了他的事迹。而后，他担任广西某部三连连长，1955年l0月，他被调往桂林步校任军事教官。仅仅几年后，一封来自家乡的检举信，就把他重新打入了另册。于是，校方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批斗会，并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正连职待遇，然后，一辆吉普车将他们夫妻送往广西石龙县武宣农场劳动。1962年8月，金珍彪被“精简”回乡。回到老家后，他不堪忍受乡亲的冷漠眼神，决定逃往深山密林，但他的噩运依然没有结束。“文革”开始后，家乡公社革委会宣判金珍彪死刑，不过，即将行刑时，上级领导一句话，金珍彪得以枪下留命。

金珍彪的苦难，197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恢复了二级伤残军人的身份，但党籍户口依然都没有解决。

1980年代，金珍彪曾带着一家人，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三楼的抗美援朝展馆，从左手边进去，第一挺机枪就是我的”。金珍彪清楚记得他所使用的机枪规格、型号，还有枪托上摔裂的痕迹。老伴说，那一次，站在曾伴着自己在血火中穿行的机枪面前，金珍彪沉默良久之后，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涨姿势##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