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新井正代：

1953年春，某天下午为增强体质，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延长了，每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学习，下午体育活动。在这个时期我的心情始终没有理出个头绪，无精打采，心乱如麻。不愿和大家一起搞体育活动，离开大家，只身一人在中院花坛周围一面挖蝇蛹，一面心不在焉地走着。

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炊事员从中院南头的伙房里向我快步跑来，边用中国话大声叫喊，边急步向我靠近，不知为了什么事站在我的身旁。
其中有一个人阴沉着脸狠狠地瞪着我，并用食指指着我的眼睛，恶狠狠地用中国话对我叫嚷。而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他究竟说些什么，可这个年轻人的脸色越发变得难看，更加激动起来，有马上向我猛扑之势，逼得我只好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无法再退的地步。
在这时，有位护士好象是从医务室那个方向跑出来的，她快步向我们这边走来，并指问说：“你们在干什么，不许这样！”随即制止了那个年轻人的行为。接着负责我们工作的懂日语的指导员，听了年轻炊事员介绍的情况。
我看到指导员的态度，心里才稳定下来，站在那里。这件事情经过的时间虽不太长，可对我来说却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似的。

不久，指导员对我说：“到这儿来！”走到走廊附近，他用日语对我说明了事情的始末。
他说：“那个青年老家在山东，在他10岁的时候，日军突然袭击了他的村庄。他和他的父亲、姐姐三人躲在家里，他家被日军侵袭了，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了，姐姐也被日军强奸之后杀害了。那杀人的日本兵就是你！这是他当时在暗处亲眼所见。他说这惨无人道的凶狠的情形多久也忘不了。他说杀死他父亲和姐姐的就是你！一点儿不错。 他还说我要杀掉它。”

我听到指导员的一番话，吓得我浑身发抖，像个木偶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全身凉了半截，心脏跳动得很厉害，憋得我透不过气来。
自己做的号心事，想蒙混过去是不可能的。
“对不起”。我说着立刻坐在地上低下了头。
“喂，起来！”听到指导员的呼叫声，我抬起头来，再看炊事员和护士早已不见了。

回到房间以后，脑子里仍浮现着白天发生的事。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告诉别人。
“眼前有了活证据，想蒙骗过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被害者的亲人满怀仇很要杀我，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别无生路，等死吧！”
“然而无论如何我也得活下去，自从被应征入伍，来到中国进行战争，这不是我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据国家的命令和部队的命令，大部分责任是他们的，而不是我的。”
如同在寺院周周绕行祈祷，让神灵保祐自己。脑子里整天在这样想，就这样打发着愁闷的日子。

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被班长叫了出去，通过走廊到了管理所的另一个房间。
“这位是政府新派来的指导员，今后你要服从他的指导”。
正式审讯终于开始了。介绍新指导员是为了让我放心，实际上是让我坦白交待问题。但随之引起了我的警觉，有了戒备。

“你对前些天发生的事是怎么想的。”
他开始用很平静的语气问话了，这是今天谈话的主题。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我考虑的还不成熟，既迷惑不解，又惊慌恐惧。

“这都是在战争中发生的事，确实很对不起。我在五十九师团里不过是一名下士官，我们下士官和士兵都同样是在长官命令下进行作战和讨伐。我们的行动是天闹黑卡和长官命令的结果，大部分责任应由他们承担。”
这是我推托罪责的一种借口。由于头昏脑胀，再也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两人用中国话商量之后说：“今天的谈话就到这儿吧！回去后你要好好地反复考虑。”
这天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夜里脑子里总思考着白天的事情，所以一夜也未睡好觉。
“杀人的问题可以找种种借口支吾过去，强奸问题要说是长官的命令是通不过的。”
“最可怕的是被强奸的证人存在，是被害人的亲骨肉啊！”
“如果承认下来，一 定会被处罚，那就回不去日本了。”
“考虑到被害者的亲人和神灵是绝对不能饶恕我这样一个大坏蛋的，如果说处以死刑也是应该的。”
“我被中国监禁，我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会被调查清楚的，如其这样，就不如坦白，象个男子汉，那样更痛快些。”
“可是，我先说是不是会给其他伙伴带来麻烦?”
我反复思考着，未得出结论。

两天后，我又被班长叫出去了，还是被带到前两天那个房间。
“从上次谈话以后，怎么样啊！晚上觉睡得好吗？”
因为他用亲切的口吻向我问话，所以我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不，睡得不好。”
“那不行，有害于身体呀有什么顾虑的事吗？如果有，说出来就轻松了。”他用亲切、温和的话说出了真意。
“是，我现在很苦恼。我到中国已有五年之久，在战斗和执行警备任务中作了种种坏事。自己做的事应该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要认真反省。但是，战争是根据命令进行的，所以我觉得没做什么事情。我脑子里很乱，如受处罚的事、回国的事，等等，不知所措。”

“这次战争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罪犯的元凶是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中国共产党现在还不想杀了你们，所以你们对此还不要有所顾虑，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
“你过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写与不写由你自己去考虑，还有你的前途如何，要取决于你对学习的态度。好好的学习吧，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你可以回去了。”

大约过了15天，又被班长叫出去，走进从前谈话的房间。
调查官说：“从上次谈话以后，你的身体情况如何？”自从上次发生的那件事以后，我的头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内心也十分苦闷，并且缺乏体育活动，两脚既疼痛又麻木。
“那可不行，要尽快到医务室请医生看看，抓紧治疗啊！”
我过去对抓来的俘虏和农民进行审讯时，连踢带打，并采取严刑拷问，甚至把他们打成了残废。对这样凶狠残暴的我，调查官竟以无法形容的温和态度和亲切的语言来关心我的身体。这是到中国以后，管理所对我一贯采取的态度和给予的宽大待遇。当我想到这些之后，不得不把真话说出来，否则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我下决心坦白交待，写出反省书。所以，我说:“请你给我纸和笔。”
我请求的意思，对方马上明白了。调查官微笑着说:“好吧，知道了。以后让班长给你送去。今天谈话到此结束吧，你要多注意身体。”
说完，就离去了。
傍晚，班长把笔和纸送给了我。

我认真地反省了入伍以来到中国五年八个月时间的所作所为，按照年代开始往下写。要写的罪行太多了，有时放下笔思考着。有关集体杀人、根据命令杀人、掠夺、放火等罪行，写得比较顺利。可是，当写到按我自己的意志杀害八路军士兵、无辜农民、小孩以及强奸后杀死的妇女时，手就变得发抖，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老是写这些罪行，会受到重刑的。明知道加重自己的罪恶，还往下写，这不是混蛋吗！”
这是逃避罪责的一种本能反映。

完成的初稿，反复读了几遍，就连自己也感到吃惊，其内容之空洞，是很不妥的。这如同一次作战结束后向本部报告“战斗详报”一样，那时写“战果”和“战功”是为了晋级，这怎么算是认罪书呢！向非常端庄、郑重教导我的调查官这样交待是很不诚实的。
在一些作战行动中， 只有一件强奸罪是被炊事员揭发的，再没有其他罪行了，这谁能相信呢？我准要犯更大的错误。为此，曾一度下了决心要认真交待罪行。即便由于自己的罪行而带来任何惩罚，也要象个男子汉似的勇于承担下来。
经过再三考虑，从头开始审查自己的原稿。面对着“强奸杀人”的证人，我进行了认真反省，惭愧地责备自己，因此写得比较真实。用一个月的时间，除少数被遗忘的以外，凡是能回忆起来的罪行全部写了出来。最后，把所写的材料全部交给了调查官。

中国的指导员和调查官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啊?
在日本，警察审问犯人时，不是哄骗就是威胁，进而采取严刑拷打，使其供认犯罪事实，这是通常惯用的手段。我在军队也采取这种手段，世界各国掌权人审问犯人时也都同样采用这种手段。“做为士官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炊事员知道的那件事，一开始就被揭露了。就这么一件吗？有其一，必有其二，另外还有没有，这是下一步的问题，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使其供出全部罪行。”
然而这些人和我想象中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好象搞清我的罪行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启发我的觉悟，自觉、主动地坦白交待罪行”，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怎么会这样呢？这就如同以前所长所说的“认罪”啊。

附注：新井正代交代的罪行：http://t.cn/A6RavOPb

——《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