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读完《“娜拉”在中国》,娜拉出走百年后,通往男女共赢终点的路依然漫长辛苦,这时隔二十多年的再版,如今看来依旧应时。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角,作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曾为拯救丈夫而伪造文书,东窗事发后丈夫却迁怒于她。娜拉看透了虚伪的丈夫和自己玩偶般的地位,毅然决然离开。
该剧通过展现男性骑士精神的反面,戳破西方社会男性名为保护实则压抑女性的表象,用娜拉的觉醒与出走精神,唤醒处于劣势的女性,唤醒所有不满于被视为傀儡的人,在东西方都掀起娜拉风潮。作者着笔民国背景和男本位叙事下娜拉论述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从自救、抗婚、志业方面,剖析妇运起落,史料丰富,是很有意思的独特视角。
“女性加入男性专擅的活动领域之类的思维,既未挑战男性社会优势,也未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对职业女性而言,虽得社会发展机会,却须面临传统女性不曾有的公私领域双重负担。而新女性论述总是以符合男性本位的国族与性别价值观来评估、规范女性的言行表现。基本上,那些只满足女性小我而非为社会或国族大我的行径,皆容易被男性本位大叙事批判为自私。”
“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解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具娜拉精神的新女性特质,不断通过知识分子的论述描摹,被抽象化与理想化。仿佛只要男性(或少数女性)说得出,全体女性就做得到。”
“近代中国女性及其形象,不断在革命的语境中被塑造。她们既是代表落后传统而欲被革命的对象,又是重建民族国家需动员的革命武器。女性在革命的背景下,一下子完成了两个跳跃:一是跳出了封建家庭,进入社会;二是跳出了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国家。可惜的是,这般光荣成绩,是以消融性别意识为代价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主流声音是以两性共同奋斗为顾全大局的解决方式,轻易抹杀了女性问题的独特本质,同时通过将出走理想化,相对贬抑留在家中的女性,不仅加深中国女性彼此间的差异分化,也窄化了新女性可有的选择。但当时的社会并未替出走后的娜拉们准备合适的环境。
于是在结论中,作者写到,“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这个意思,是通过政策法律与教育,改变性别分工概念,让男性担负家务劳动及养育之责...唯有训练男性培养出女性的性别特质,否则社会永远是男性占优势...男人在养育小孩或从事家务劳动之际,或能培养如温柔、慈爱、慷慨等向来被归类为母性的良好特质。也唯有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解构两极化的性别气质,让男女都适(个人)性发展社会角色,才能解开男人经常失去男子气概的焦虑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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