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 澎湃新闻彭珊珊：您对清初历案中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遭遇定性为“典型的朝廷斗争”，而非“中西文明冲突”。传教士从这里开始远离汉人士大夫，过去的史书大都认为是汉人士大夫对西学失去兴趣，实际上是传教士非常现实的利弊权衡。您认为，这些错位是“欧洲中心论”造成的吗？
孙立天：其实现在流行的中国近代历史叙事的主线条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近五百年世界历史的书写，主要的脉络是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众多欧洲国家去往世界各地后的贸易、战争、殖民地以及反殖民的独立这些问题。“欧洲中心论”是这个历史书写脉络中的主导。简单来说，“欧洲中心论”就是要解释欧洲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各种变化或者说挑起的事端的合理性。在这个理论中，欧洲文明被描绘成一个先进高等的文明，欧洲国家到了世界各地引起的冲突，根源是由于其他地方的落后文明不能适应先进文明而产生的。这些因为不适应而产生的冲突其实是在帮助当地提升。
具体到中国的例子上，最有名的“欧洲中心论”下的理论就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鸦片战争后的列强入侵是冲击了停滞的清王朝，迫使其做出反应，从而也迫使清朝改革，进入现代化。这个理论涉及的内容很多，但要成立需要论证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列强到来之前，清朝是如何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二是列强到来之后，清朝被冲击后，又是如何快速在变化。对于第一个方面，清前期的封闭落后和停滞，说法由来已久，黑格尔就提出过，后来社会学领域的开山鼻祖韦伯也继续这个说法。这两位都不是中国历史的专家，但费正清是，加上他领导的哈佛大学数次开会来强化他的“冲击—反应”理论，使这个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上的理论就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就看到，对鸦片战争前的历史研究中，那些涉及中西冲突的历史部分就被挑了出来。清初历法案涉及西方来的传教士，有中西冲突的元素，所以被以前的研究重点关照了。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事件是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这也是被中外历史学者研究最多的案例。这个没有任何结果的使团，就是因为它失败了，有中西冲突的意味，而被反复研究。但其实这个使团并没有对当时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相比之下，独立后的美国曾专门派船到乾隆朝来报告他们的独立和寻求建立商贸关系，他们抵达广州，在法国的引荐和帮助下，顺利办好了各种手续，开始了长期的中美贸易。而就因为没有冲突，这一对中西世界都产生巨大意义的事件，以及带领美国商船前来的船长，几乎没有人知道，远没有马戛尔尼有名。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1795年荷兰来华使团的书（《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使团和一段被遗忘的中西交往史》），作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也在感叹，这个见到了乾隆皇帝的荷兰使团与马戛尔尼1793年入华只差两年，就是因为与乾隆皇帝相谈甚欢，会见愉快，交流通畅，就被后来的人选择性地遗忘了。
所以我们以前对清朝中前期封闭停滞的说法其实是在各个理论需求下形成的。在我看来，不论是“文明冲突”的理论也好，“冲击—反应”理论也好，都是“欧洲中心主义“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