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网友发现一套曾属于自己祖父母结婚时的纪念画册，在十年动乱时期被小将们抄走，下落不明，目前却出现在某拍卖行预展上拍。遇到这种情况不知该如何处理？

以我对过往案例来看，追索困难。难点在于册页的物权无法确定。尽管册页上有明确上款信息，但目前册页的确在第三方手中。秉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诉讼需要提供明确的抄走证据，或者落实退还政策时有关单位开具的“下落不明”说明材料。否则口说无凭，人家也会辩称是你家中早年出售的可能性。

背景知识：

按八十年代初，为落实政策曾下发过《...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文件，要求坚决清退“查抄财物”，凡原物在的一律退还被抄人或自交人。“原物已经变卖、改制或者焚毁、丢失，实在难以查找的，要在查证核实的基础上，与被抄人共同商量，用多种办法，予以解决。被抄人要求退还的原物，已查明由经营部门售出而无法追回的，可经过协商，酌情退款。”

如果拿不出证明被非法掠夺的证据，追索回册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十多年前，北京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纠纷诉讼。2012年，周作人后人周吉宜，在嘉德“唐弢珍藏”专场发现一份周作人撰写、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周吉宜称这份手稿在十年动荡期间在家中被抄走，上拍属于非法，他要求嘉德叫停并归还手稿。但嘉德让他提供当时的查抄清单或其他证据材料，他拿不出来（当年拉走东西自然不会给你开收条）。后来他尝试报警、找主管的商务部都没有办法叫停拍卖，只能眼真真看着周作人手稿易主（似乎没成交，因为没人敢冒着纠纷的风险结账提货）。

最后与嘉德对致公堂，并追诉唐弢后人，起初法院以“难以认定诉争手稿的所有权归周吉宜等”予以驳回。之后上述，周氏拿出家中书信的新证据：

唐弢1963年6月17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先生(周作人)拟将鲁迅修改过的讲稿捐赠，足见关怀鲁迅手泽，也是对学术界的贡献。此件或由先生直接交给文物局，或由我转，都无不可。但得先睹，自是快事。”唐弢随后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新地址和电话。

6月19日，周作人在日记中提到：“得唐弢十七日信。”两天后，周作人又在日记中记了一条：“寄唐弢件。”周吉宜认为，这些历史档案，证明周作人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邮寄给了唐弢，但并非赠送，而只是交由唐弢转赠文物局，或让他“先睹为快”。

当然，仅是这样的书信证据还不够，因为信件和日记中都没有明确提及该手稿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所以不为被告与法官所认可。周氏与律师分析该涉案手稿从周家遗失的各种可能：

“一是唐弢受托捐赠但没有上交国家；二是唐弢借阅，但没有将手稿归还周作人；三是唐弢借阅后归还了周作人，周家被抄致使手稿流出，又被唐弢得到；另一种可能是，手稿确实被捐了，之后又流落出来。”

总之陷入扯皮，不清楚最后怎么判的。我在裁判文书网上查到 2020年时他们还在打官司。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物权，按照周氏的律师的话：“如果争议双方都无法提供100%证明力的证据，就看哪边证据的证明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