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趾形势失控可以说是宣德皇帝自作聪明的结果。永乐时期对交趾的统治，并没有很多文章写的那样混乱，其实核心区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直到永乐死时，坚定不移造大明的反的黎利，还领着人在老挝边境打游击，并没有后来席卷红河平原的实力。

但永乐时期对交趾的稳定统治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威慑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无力在当地大量维持驻军，而且交趾给中央的税收贡献也很有限，导致统治成本较高。

灭亡安南后，明军在当地的局部性质治安战一直没停止过。宣德最初并没想放弃交趾，他的计划是明军撤退，在交趾扶持一个亲明政权，招安各路反抗势力，维持明朝在当地的羁縻统治，结果事与愿违，随着“弃交趾”计划的公开化，明朝在交趾的统治急剧崩溃，黎利在短时间内做大。宣德皇帝对此无法接受，接连派出大军征剿却都以惨败收场，只好接受事实承认黎利政权。

不过与越南历史书上的不一样，战争中始终有一大批交趾本地人支持明朝，并随明军撤退回归中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利建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越南立国之战。越南脱离中原王朝割据始于唐末五代，但直至北宋，交州的核心群体仍讲汉语，和中原没有语言隔阂，如果说“近代民族”的本质是基于语言的“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可以说，直至北宋，越南仍是汉族割据政权、而非越芒语政权。但长期以来交州的汉化并不彻底，存在大量非汉族人口，两者在越南李陈朝时期逐渐民族融合。

元明之际，中越交流虽然已经需要翻译，但汉越语本身可能还是活语言。明军进入越南以后，交州本地民众相当多人自我认同为汉人，希望国家统一，这也是明朝设置交阯省的直接原因（“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

明朝在交趾设置的卫所旗军主体也是当地人，《明实录》永乐五年“存留守城军士广西二千五百，广东四千七百五十，湖广六千七百五十，浙江二千五百，江西福建各一千五百，云南四千余，就本处收集土军，相参守御”，计外省明军驻扎仅二万多人而已，《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永乐十年“时京路皆附于明，百姓当差纳粮，以从守任之差发，土军造船屯田，以助总兵之役”，永乐十四年“阅土军名数，取民户三之一，分隶各卫所，每户各三丁为准，清化以南人丁稀少，以二丁为准。非卫所而有要害所，亦立堡栅，以民兵守之”。

不过越南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大量的“蛮夷”。交州地区自秦汉征服以来，一直“夷汉杂处”。明初占领交趾后，《明实录》记载“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可见编户的蛮人接近一半。然而，“蛮人”和“人民”，对于越南人来说，其实是很亲近的，现代越南语的底层词与芒族高度互通，可以认为是底层越芒语+上层汉越语融合形成的一种克里奥尔语。

《大越史记全书》将越南建国传说上溯到文郎国，记载雒王传说即貉龙君娶帝来女生百男，五十子从父居南建立文郎国，五十子从母归山，《抑斋集舆地志》注“各据部册分治，今之洞册庄坊是也”，视李陈朝时期的洞册土酋为传说中“从母归山”的兄弟；而这类洞寨跟当时越南的主体民族存在民族差异，因此采用羁縻制度，又比如“李太宗圣宗征占，俘占人以归，使散处州邑，其邑皆仿占旧号，今之寨所是也”。不难推测这些洞册土酋就是后来的芒族。

明朝记载的“人民”即平原地区的京族编户齐民，当时尚未跟汉族完全分化，而“蛮人”指的就是洞册土酋治下的人口。而黎利就是典型的土酋，《大越史记前编》“王起家父道，世为蓝山豪长”，“父道”即蛮酋，《大越史记全书》释貉龙君传说的“五十子从母归山”为“盖母为君长，诸子各主一方也，以今蛮酋有男父道、女父道之称观之，今朝改为辅道是也，理或然也”，可见黎利出身蛮酋，所部均为芒族，即使在当时越南人眼里也是“蛮人”。

李陈朝政权与土酋关系密切，土酋广泛参与到李陈政权的贵族政治体制之中。这和经历过唐宋变革的明朝格格不入，加上明人视交趾土俗为蛮俗，进行移风易俗“明禁男女不许剪髮，妇女穿短衣长裙，化成北俗”，这些措施都严重伤害当地土著蛮人的利益和感情。

明朝记载交趾地区的叛乱，大量出现“蛮”字，大多是山区土豪，而在红河三角洲的核心区，反明叛乱其实并不多。《安南志原》（张秀民指出其底本即永乐时期的交阯省志）记载了交趾省永乐十五年的在籍人口，大致户16万、口45万，而各府州人口加起来是户12万、口50万，数字对不上可能是版本问题数字抄错或时间不同，而这个数字反映的是明朝控制下的未叛乱的编户人口。越南人口问题比较复杂，虽然明实录记载平定交趾时的总人口五百万，《皇明经世文编》收录张辅的《平南露布》作“户312万”，山本达郎认为是露布文把口误记为户，其实也有可能跟“将兵八十万”一样是宣传夸大。

阮廌《抑斋集》舆地志记属明时期也照抄露布，可见他并没有更准确的史料、也看不到明人档案，由此可见其抄录李陈朝丁数过于庞大，应该也是出自当时的宣传文书，只有黎利时期的70万丁有可信的档案依据，这是刚经历严重战乱后的人口，那么明朝统治时期实际人口应该三百多万（后世史家大致也倾向于这个数字），扣去蛮人一半，明朝控制的“汉化”编户又占三分之一，这50万亲明派，其实就是明朝推行“郡县交趾”的基本盘。山区土酋是反明势力的核心，而平原地区的反明力量（比如阮廌）也逃奔山区，两者结合的典型就是黎利集团。

可以认为，永乐时期，就是以这50万亲明派为基础，对交趾核心地区能做到稳定统治，同时通过军事弹压，镇压各路挑头的反明势力，维持对不入户籍的250万人口的震慑。这种统治维持几代人下去，或许能瓦解掉李陈朝时期的“民族融合”，重新形成平原地区汉族人口占多数、并羁縻山区蛮族人口的局面，但代价是成本高。

对永乐皇帝来说，统一交趾省是他的重要历史功绩，加上交趾是下西洋的大后方，小规模治安战作为代价是值得的。明仁宗上台后，实质全盘否定永乐朝政策，开始全面收缩，在交趾问题上主抚，试图招安黎利。其结果就是黎利一边诈降，一边大量征兵，扩大势力，攻陷茶笼州，“慰抚部落，劳赏酋长，选丁壮部伍”。

在山寿招抚期间，明军“精兵尽在乂安”，而黎利就在乂安周边“训练将士，缮修器械，未及日，战具完备。乃阅武艺，教之以坐作击刺之法，指是奇正分合之势，使知金鼓之声，旌旗之号。军容既整，士气益增”，军事实力才开始壮大，这一过程并不是发生在黎利的游击战生涯，恰恰是利用了明仁宗的招抚政策。但此时交趾局势仍未失控。

宣德即位后，对交趾的政策大方向，由招抚转为弃守。黎利诈降反迹已明，宣德下令进剿，但同时又透露弃守交趾的主张：

上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泄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址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裔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是扰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泄。’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共蕃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戎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与兴灭，实我皇祖之志。”

次年，宣德元年四月，召见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讨论弃地，蹇义、夏原吉表示反对，杨士奇、杨荣赞成弃地，次日宣德对二杨说“昨日所论交址事，朕意有在矣。卿两人意与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此时宣德刚派遣王通率兵南下镇压黎利，因此弃地仍属机密，“未可以遽言”。然而消息其实早已传出，后来王通私下跟黎利议和，条件竟与宣德要求保密的弃地立陈氏主张完全一致，很难说是巧合。不过在宣德的计划里，弃地不等于完全放弃交趾，洪熙元年宣德还选调了一批官话教师去交趾“推广普通话”，永乐时解缙就主张“交趾分置郡县，不如因旧封建土豪，以相管摄”，仁宗上台后就给解缙平反，宣德的计划可能正是“封建土豪”而不失羁縻。

宣德元年四月王通南下，九月抵达交趾，十一月崒洞之战，明军大败，“自此明之正朔不行于我郡县矣”，王通与黎利议和，“王通屡经挫衅，知终不可胜，欲罢兵归，而恶无其名，乃援永乐初诏求陈氏子孙，阴劝王以立陈后为辞，请罢兵”（《越史通鉴纲目》）于是黎利找来“有胡翁者，乃丐者之子”“假称陈氏之后”的陈暠作为傀儡，“藉辞以应明人”，王通下令各城守军退回东关（河内），对此，清化守军就表示“吾辈与贼相持，数败贼矣，出城即无生理。今城高池深，粮多人众，与其出城就缚，曷若尽忠而死，况未必死乎？总兵卖城与贼，其令决不可从”。

宣德二年正月，又调柳升率军南下，然后宣宗再次商议交趾问题，批评蹇义、夏原吉“拘牵常见，若从所言，恐中国之劳费未已”，明确表示“朕志已定，无后疑者。但干戈之际，使令访求，恐未暇及。侯稍宁静，当令黄福专意求之未晚也”《明实录》，意即平定黎利以后再立陈氏后裔，改郡县为羁縻。

宣德的意图其实非常明显，就是体面撤军，同时保持羁縻，不能让黎利做大。但弃地主张一出，人心动摇，结果交趾局势迅速恶化，王通兵败之后跟黎利议和，把明朝势力从平原地区收缩到仅剩河内一城，短短一年时间里，黎利完成了政权建设，《大越史记全书》载“分东都诸路镇为四道，置内外文武僚属，及海门各处巡检，令讥察往来人，及捕伪官叛党、未化顽民、怀贰挟书归北者”，“令赐各处父道为守御、团练等职，爵中品”，“令将校再立新功为始，大臣至少尉，有大勋劳赏金符者，得食郡邑，执令有功者得食邑，督将军人亦食郡邑有差，无功赏者并降为常人”，等等，均在这一时期。

从这里也能看出，“明之正朔不行于我郡县”其实并不是崒洞之战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王通战败后的全面收缩，才导致明朝在交趾的统治迅速崩溃，因此被当时人认为“总兵卖城与贼”，这些支持明朝的“叛党、顽民、归北者”并不在少数，黎利的基本盘是山区蛮族（故而需要以“父道”为守御团练），这或许也是王通与黎利议和初衷“割清化以南地予贼”的社会基础。王通固然畏战，但敢如此，显然是自认为他的行为符合宣德旨意。“按察使杨时习曰：‘奉命讨贼，乃与贼和而擅弃地旋师，何以逃罪？此举必不可！’通厉声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我们无法知道王通是否有受宣德密旨，但他的做法基本符合宣德意图，只不过黎利迅速做大，导致宣德、王通的体面撤军计划变得非常尴尬。

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军队才到交趾，此时难度已经不亚于再打一场征服战争了，其结果就是支棱之战明军大败。黎利上表请封陈暠，张辅表示“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当益发兵诛此贼耳”，蹇义、夏原吉亦曰“举地与利无名，徒示弱于天下”，宣德力排众议，谕群臣曰“论者不达止戈之意，必谓从之不武，但得民安，人言何恤哉！”于是正式弃地。在命令传到前王通已撤军，多年战争使得双方下层缺乏互信，而上层已达成默契，《大越史记全书》载“时我将士及国人久苦贼虐，相率固请曰：‘贼多变诈，宜以兵制胜。’劝帝杀之。惟行遣阮廌在帷幄，尝见通蜡丸书，言‘勿以一隅之地，频劳万里之师。使用兵如原征之数，得六七八大将如张辅等，方可图之。纵得之，不可守之。’固廌审知虚实，专主和议，帝从之”。宣德的底牌早已暴露。之后黎利杀陈暠自立，宣德也只能承认黎利“权署安南国事”，到明英宗时才正式册封黎氏为安南国王。

明朝在交趾的失败，最主要的责任人是宣德，其次是王通。明史谓“通素无战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误用之。一战而败，心胆皆丧，举动乖张，不奉朝命”，弃地回国后，“天下举疾通弃地殃民，而帝不怒也”，然而，王通虽然确实是庸才，但他的所作所行其实都符合宣德旨意，交趾局势失控的主要责任人是宣德，明人并不知道宣德跟多少人“未可轻泄”过弃地计划，《殊域周咨录》只能从公开的诏书推测“宣宗之决意灭贼可知矣，后惑于二杨之说，弃地与寇”，却不知弃地实为宣德首倡。《平吴大诰》称“宣德狡童”，典出诗经，毛诗正义注“狡童有貌而无实”，可以说是对宣德最准确的评价了。

《殊域周咨录》记载“交趾新民不愿从贼，至有合城拒守而死，无一人降者，有挈家浮海来居中国者，有窜名戎伍随至中国者”，尽管宣德、王通消极应对战争导致黎利做大，而交趾的亲明派有相当多人为明朝战至最后一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利领导的这场战争才是真正的越南民族立国之战，这场战后，交趾的统派人士才随着内战失败，或阵亡，或撤入中国内地，从此消失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