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藩——躬耕法史 倾情杏坛】有着72年教龄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鲜少提及自己之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开创性贡献，也将那段推动中国在世界法制史发展进程中发出自己声音的独特历程视若平常。这位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老教授，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

　　当下，94岁的张晋藩想得最多的，是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 为事、为人的知识和道理都教给学生，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进而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个好的老师会影响学生一辈子

　　作为新中国首批法学博士生导师，张晋藩创造了多个“第一”：招收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律史专业博士生、第一届法学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并主持我国首个且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

　　从1984年招收第一届法律史博士生到如今，张晋藩培养博士生百余人，遍及多所法学院校，他们已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中坚力量。

　　1984年考进中国政法大学，后来担任该校副校长、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的朱勇，如今仍清晰地记得张晋藩上的法制史“第一课”，“将整个法制史学科格局和脉络清晰地描绘了出来”。

　　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10余年间，张晋藩主张建立一种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他主持建立了导师组制，广聘校外各学科领军人物作为导师组成员，让学生有机会接受多方教育。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学风，会影响学生一辈子，所以作为导师培养博士研究生，于我而言责任重大。”每当新生入学，张晋藩都充满了欢喜；当他们学成告别而去时，他亦有深深的不舍与期许。

　　在研究和教学之路上不断开风气之先

　　“党和国家已经给予我太多。我想，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全力以赴把法制史的学问做好。”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留校任教，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断开风气之先。

　　1979年秋天，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同年，张晋藩开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9年。

　　“在1979年以前，世界上曾经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这对我而言是个极大的触动。”张晋藩坚信，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既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0年1月，张晋藩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有20多人出席，这几乎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员了。《中国法制通史》的编写突破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成书1999年正式出版，共有10卷本、500余万字。

　　让中国法制史研究进入世界视野，这一步的迈出重若千钧。

　　此外，张晋藩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发表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撰写享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编写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材，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其部分专著和文章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

　　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

　　至今，张晋藩仍然保持着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工作、晚上12点休息的节奏。在七十寿诞时，张晋藩将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为《未已集》，表示“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

　　“学术研究是艰苦的，但几十年来，我始终乐此不疲，成为生活中的习惯。”张晋藩说，时间越久，越感到知识的不足。

　　生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读小学的经历，让年少时的张晋藩朦胧地意识到，正确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当年难得的温暖记忆，就是父亲在睡前教他读赵孟頫《读书乐》，春夏秋冬四季读书各有乐趣。尽管当时不解文章深意，但“读书最乐”却深深地印在了张晋藩童稚的心里。

　　“我虽已是鲐背之年，却如伏枥的老骥，还想多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工作。我只是踏出了一个路径，期待后学把它开辟成通向法制史科学殿堂的一条大道。”张晋藩说。（本报记者 柴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