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降以来进入大一统模式，虽然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不断分崩离析，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等黑暗时期，但依旧归于一统。而大一统核心就是权威驾驭一切，从而形成极端榨取模式。在农耕思维模式下，商业被压制在偏安一隅，且处于被严重盘剥地位。由于权威不受制约，即使作为农民也朝不保夕，在沉重税负、土地兼并等下不堪重负，成为推动朝代更替的重要因素（除外族入侵之外）。

漫漫两千年历史长河中，客观看，没有诞生出改变人类的伟大思想，也没有贡献出人类可借鉴的先进的治理模式，在教科书上璀璨生辉的历史进程中，掩盖的至少有10次以上人口减损。鉴于此，才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大书特书，因为是名义上鲜有安居乐业时期，虽然一切那么短暂。

首先看文景之治，其背景是建立在秦末人口减税基础上，秦末人口约3600—4000万，而汉朝开国人口降到1500—1800万，人们津津乐道的楚汉争霸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无论刘邦还是项羽争夺霸业均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但代价却是经济荒芜和人口减半。为恢复经济尤其人口增长（税基增长），汉文帝和汉景帝实行减税和徭役，其中文帝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分之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并通过奖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鼓励农业发展，同时缩减所有开支，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升。

以上是历史课常识，通俗说就是由于人口减损，使得汉朝开创伊始经济陷入停滞，农耕模式和财政可持续运作离不开人口增长，否则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犹如无源之水，当丧失税源的持续注入，作为王朝也失去了可持续的根基。换言之，一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通过一轮休养生息，到汉景帝末期实现了财政盈余，但随着后来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使得经济再度沦落，人口在抵御匈奴中再次减半。

再看贞观之治，背景同样建立在隋末人口锐减基础上，从公元611到624年间，人口由4802万减少到1235万，减损率达到73%。人们津津乐道的评书《花木兰》和《隋唐演义》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口减损和经济凋敝，于是才有后来贞观之治。具体举措大同小异，轻徭薄税，奖励屯垦，促进农业发展。同时，紧缩机构缩减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并注重促进贸易使商业获取发展。

贞观之治是教科书上大书特书一笔，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短短数年期间，人口从将近5300万迅速骤降到1700万，这在教课中上是不被提及的。从文景之治到武帝的穷兵黩武，从贞观之治到安史之乱，从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到人口减损和经济再度凋敝，一切犹如过山车一般。其实，当提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繁荣安逸，其实应该追问一句：那后来呢？

无论文景之治还是贞观之治，本质来说就是稍微放松看得见的手，通过减税让利休养生息，仅此而已。之所以对这两个时代大书特书，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如今津津乐道的演义篇章中，呈现的只是权谋、杀戮下苍生的绝望和哀嚎。

1840年，随着英国鸦片叩开国门，使继承前朝衣钵的大清遭遇挑战，也正是由于所谓屈辱，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下，进入到初始化工业进程，进而告别绝对农耕时代，工业化意味着资金、技术、理念和知识涌入，随着时代发展浪潮进程加剧，最后一个秉承绝对权威的清朝于1911年走入历史，进而开启一轮新篇章。

在随后将近40年时间里，随着海外思潮涌入迎来文化的百花齐放，诞生胡适、鲁迅等一大批学者，特别由于打破大一统的权威驾驭，使工商业获取短暂发展契机，即使在军阀混战时期，出于吸引人才、资本和充实财政等现实因素需要，很多地方也采取鼓励商业发展和推动工业化举措，这一幕在东北、山西、江浙、广东等地呈现的最为清晰。

随着1927年完成北伐，再次实现名义上一统，但当局在各派势力束缚下仍显弱势，也恰恰源于这种弱势，即，看得见的手无法肆意妄为背景下，最终迎来1927—1936的黄金十年。

在这个时期，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是同期日本的三倍，公路通车里程增长到11.6万公里，新建铁路7895公里，特别轻工业领域，纺织、矿业、电讯、邮政等部门得到飞速发展，作为当局于通过的《建设大纲草案》规定积极提倡个人行为实业，凡是能由私人资本经营的应予以鼓励，通过颁布《工业奖励法》等予以鼓励民间企业改进技术。这构成民间资本的第二春，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诞生出如卢作孚等一大批近代的企业家。

黄金十年在历史大潮中是注定短暂，因为随着抗战终结这个进程，以及随后历史因素，当然，在这个时期广大农村仍然贫瘠，但由于特殊时代因素，初始工业化历程被打破，并没有惠及广大农村地带，答案很简单，任何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内部和平环境下，否则犹如就犹如泥沙上的建立起的城堡，最终注定化作历的史尘埃。

一路梳理下来，任何历史时期繁荣和休养生息，一切在于让利，即，看得见得手稍许退出，而恰恰是这只手贯彻大部分历史进程，最终迎来一轮又一轮苦难，这一幕相信处于现下的人们有着痛彻心扉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