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聪明特别喜欢扯“三十年”，其实回顾新中国70年的历史，我们大事一件没有做错。有人总是提“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不说别的，大清国也同样经历过洋务运动三十年，大致从1864年到1894年，这三十年工业化着眼于军备而不是民生，因为国际环境不安全，中国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关税5%不到，而且还控制在英国人手中，这是清朝最容易收也是最稳定的税源，约占全国财政收入25%。

英国人李泰国狂妄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出面用中国的关税给清朝买了一个英国人阿思本本控制的服务于英国利益的大清舰队。大清的工业化跟新中国一样，一定是能够提高军事装备的水平，能够大的赢，也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在清朝快要灭亡的时候也组建了一支北洋新军。中国人从来不傻，外战一直败，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这个时候你去“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吗？中国当年开放的水平超过全球任何国家，外国人随意进出，随意传教，随意贩毒，犯事了还不归大清管，关税极低，门户洞开，还要怎么开放？有没有换来好结果呢？

又有大聪明说了，宪政嘛，北洋宪政不一样是没戏吗？《龙旗飘扬的舰队》是一本好书，但对于如何向日本学，没有给出有用的结论。欧洲列强在长期战争中建立了一套战备的体制，包括财政、军队两项至关重要的制度，并能推行下去。大清的海军经费没有保障不说，甚至可以用海陆淮军对阵日本军队来形容，经费是临时筹措的，日本为中日一战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还发行了国债，并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动员。理论上，大清国能够动员的资源应该比日本，实际上就是投入甲午战争的资源没有人家多，日本建立了一个战备体制，将日本不多的资源集中起来梭哈。

这是日本人从列强学到的精髓，建立一个战备体制，用战争向外索要资源，以战养战，通过战争赔款以及其他资源，再通过工商业贸易走入正循环，可以说，日本人学明白了。要建立一个能打胜仗的战备的战备体制，才能在残酷的国际地缘政治游戏中生存下去，而我们自己学到的无论“器物”还是“制度”都没有争论明白了，尤其对于“制度”的理解，以为宪政就到站了，其实就是能不能集中全国的“钱袋子”发展能保证国家安全的“刀把子”。

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中央政府，中国就是一个买办中央政府，这不是价值判断，是客观事实，财政收入最稳定的一块关税被洋人控制，中央政府的外债也靠央行承销，各省不上交税金，中央政府不依赖洋人？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到处借钱，洋人就是不借，只能让给袁世凯，后者1913年就拿到了2500万英镑借款。蒋介石在412时的选择也不难理解，国家没有自主的财政，只能做英美的小跟班，他面临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或者其他走马灯执政者一样的问题，中央政府没钱保证自己的运作。

新中国建立起来的逻辑是用底层革命重新分配资源，并以产权调整后的成果重新建立了财政，并建立了一套战备体制。无论我们引入156个项目，还是两弹一星，都着眼于国家安全，这些重工业是巨大的财政负担，还有庞大的军队，牺牲了生活水平，这就是战备体制的弊端，但这套体制让我们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我们新中国不用担心随时挨揍了，拜托了近代列强沙包的属性，可以开始考虑别的事情了。否则，跟大清洋务运动三十年一样，一场战争就能收摊子，没有武德充沛，一切都是摆设。

说起来一把辛酸泪，中国近代的任务是“不挨揍”，为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等等大人物，无不希望能拥有自主的军工重工业，能有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能留给新中国的仍然有限。新中国一建立，即面临苏联在东北、西北的庞大势力，美国的联军达到家门口，蒋光头对沿海的轰炸骚扰，后来又面临苏联的巨大威胁，维持一个战备体制是生存的需要，生死存亡不是空调房里一句“为什么不早改革开放”？

教员、邓大人又发现了美国因越战被动的窗口期，抓住机会进行了改革开放，其本质今天看是引入西方技术、产能。我们转身的速度极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军，让军队忍耐，将所有的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而苏联从来也没有能从战备体制中转身。

假如曾左李像萨镇冰一样活到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一定会感到骄傲，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有人做成了，他们经历的耻辱太多了，国运一路滑坡似无尽头。有人说战备体制牺牲了生活水平，我告诉你，这是必须的。我们近代甲午一战就陪了日本4年多财政收入，日本从此走顺风路，压着中国打了50年，财富损失大不大？1900年列强八国联军导致的损失以及赔款大不大？

一发东风31让国人低落的情绪烟消云散，不要忘记，这也是前三十年的战备体制的成果。这些都是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条件下完成的，是几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积累，要理解，不要随意说漂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