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
📖【明 ·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纸本行书。纵36.5厘米，横448厘米。无锡博物院藏。
董其昌是明清两代最有影响力的帖学大家。他在《容台集》中回顾了前半生学习书法的经历：“余十七岁时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这说明“学宋人”对于董其昌书法的提升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宋人书法，董其昌找到了攀登晋唐书法高峰的阶梯。从传世书作看，董其昌学习宋人书法主要取法苏、米二人。虽然苏轼不是董其昌唯一的取法对象，但是苏轼首倡的“尚意”精神、“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创新意识和“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是董其昌书法最终“脱胎换骨”的催化剂。
据学者不完全统计，董其昌临写苏轼法帖的书作至少有十件，分别是：《行书临宋四家书》卷、《行书临苏杂帖》卷、《行书临宋四家》卷、《临宋四家书》卷、《临苏氏六帖》册、《临颜苏书》卷、《行书临东坡尺牍》册、《行书临宋四家书》卷、《行书自题临古》卷和《为高悬圃临古帖》卷。其中合临“宋四家”本七件，专临苏轼法帖本三件，都是董其昌学习苏轼书法的直接证据。董其昌临写之余，还在卷后题跋，或记录书写心得，或表达对东坡的敬意。董其昌是学习苏轼的书家中较为特别的一位，既不同于亦步亦趋的吴宽，也不同于隐藏自我的文徵明。董其昌没有重蹈前人覆辙一追求“形似”，而创造性地采取“意临”“仿书”的方式追求与苏书的“神似”，抓住苏轼书法中最重要的东西，如秀润丰腴的韵致等，又融入自我个性和用笔习惯，真正做到了“得意忘形”，成就了其率意、自然的个人书风。
董其昌对米芾行书也下过很大功夫。前辈莫是龙早于他取法米芾，对董其昌书法的影响很大。董其昌约中年后开始学习唐宋人书法，最主要的师法对象便是米芾，从绘画、鉴赏到书学，处处以米芾为典范。从传世作品看，董其昌多次通临或抄录米芾的《天马赋》《方圆庵记》等名作，还多次合临“ 宋四家 ”行书于一卷。出于对米书的热爱，当受书人“圣棐左相国”拿着新得的高丽镜光纸求书新诗时，董其昌便从新见宋拓米帖中选临了数十行，与前后几首自作诗共成本卷。董其昌于卷首所书诗为《题武夷山图赠林纳言（次史少傅原韵）》，于卷尾所书诗为《敕赐百官午门麦饼宴恭纪》，于卷中所临米帖为《顾虎头帖》《蒙教帖》和《左丞钧席帖》。有意思的是，董其昌此作书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闰六月十五日朝鲜国王李倧进表的镜面纸上，“朝鲜表文字极细，如米粒大，而墨色微淡，如用铅笔书，乍视之初不见书”。阮元《石渠随笔》对其做了详细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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