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决策论坛 | 毛立新：保障权利和赋予权利同等重要

024年9月26日下午，蓟门决策第134期“权利保障如何再进一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前瞻”，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举行。下面是本期论坛与谈嘉宾、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律师的发言。

【立法上增加赋予被追诉人一些重要权利，十分必要】
例如，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与不利证人的当庭对质权等等，我十分赞成。这些权利，从无罪推定原则及被追诉人的辩护权里面，都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另外，对照世界上主要法治国家的普遍性做法，以及联合国相关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包括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规定，赋予被追诉人这些重要权利，是法治现代化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势在必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后，已经历经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订，在权利赋予方面进步巨大，但客观地说，如果横向比较，对标法治先进国家及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仍有不小差距，一些方面尚未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例如沉默权，17世纪时产生于英国，现在已成为法治国家公认的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都有明确规定。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论刑事犯罪或社会治安形势，我们难道比不上17世纪的英国，比不上当今的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等国？

因此，本轮刑事诉讼法修订，有必要增加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重要的诉讼权利，包括沉默权、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与不利证人的当庭对质权等等，向国际标准看齐靠拢。

【与权利赋予同等重要的，是加强权利保障和救济】
有人说，即使不增加赋予新的权利，把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都落实保障好，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指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仅有赋予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不然权利就形同虚设。这确实是我国立法和司法上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即实施性规则和救济机制的匮乏，导致权利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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