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老前辈在书上说：他（1916年出生）最怀念1960年（时年45岁）在解放军157医院搞脾胃学说研究那段时间，因为在那里有机会参与危急重症的抢救工作。该院政委十分支持中医药工作，决定病人开不开刀，往往先征求中医意见，并尊重中医意见。

解放前医院很少，床位更少，中医对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边进行抢救的，那时候中医仍有机会救治危重病症。解放后，医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医主管的，中医只有会诊的机会，主管权不在自己手上。我们自己的附属医院病床又少的可怜，中医已经失去抢救危重病人的机会。

但在157医院不同，参加救治危重病人的决定权（中医）至少也有50%，有时候达75%。因为当时的确用中医药解决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医院的信任与支持。比如一个急性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药物治疗无效，由于诊断未明未敢用吗啡类止痛药，一位教室却为之一针而愈（针刺疗法）。又比如一肠套叠已经3天的患儿，经用中药及针灸也治愈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受到了考验和锻炼。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受到了考验和锻炼。我深深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整理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疗水平，如果只有理论，而不能用中医药的办法解除病人的痛苦，那中医学便有日渐消亡的危险。但可叹的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病床太少，设备也很简陋，从1978年以后，才有些改进，但进展仍慢。

邓老还提到一个例子：亲眼见到家父用仲景治疗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个需要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又不属于止痛方剂的药方，却又惊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