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飞机起飞前看到聂华苓去世了。想起大学时在学校放映活动上看过的纪录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也第一次知道爱荷华写作计划。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来自世纪各地的作家超越种族、国家、语言和意识形态，在爱荷华谈论诗歌与文学。那几乎奠定了我对开放文学的最初想象：世界性的、超越性的、特殊中蕴含普遍和共通的情感。

而她的人生经验，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难以想象和遥不可及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辗转各地。这也是“三生三世”的含义，在大陆、台湾、美国三地，仿佛活了三次。当时我只看到了“生”，却不知道这背后意味着“死”。“生”三次的意思是，也要“死”三次。新生意味着打碎、推倒、重建。新生建立在死亡之上。

之后我很少会想起这部纪录片，直到昨天看到她去世的消息。十多年过去，那种开放的可能性在逐渐关闭，那种离散的经验在逐渐逼近。
放眼周遭，世界已经大不同了，又似乎没什么改变。旧世界随着一代人的衰亡而远去，但余晖残影仍在。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年轻如我们，也倍感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