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TV消失以前》

十二岁那年，KTV在我所生活的城市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头。什么金海湾，皇家，恋，还有各种以“乐迪”结尾的连锁品牌，来势汹汹，像病毒般，遍地开花。

这种KTV，与“老男人”常去的那种不一样——得先结了账，才能开包厢。而“老男人”去的那种，都是先开包厢，后结账的。

当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两种KTV的不同之处时，青春就开场了……

我们最常去的那家，叫阿酷。听着亲切，坐落于河边，附近有24小时便利店，烟酒零食一应俱全，关键是它允许自带酒水。

开心，去那儿浪一浪，不开心，去那儿醉一场。喝点酒，好哭，唱歌也是。特别是副歌一起，高音烘托情绪，鼓点敲打泪点。脸上稀里哗啦——眼泪，鼻涕比心还碎。嘴里不干不净，脏话混着情话，越说越来劲……现在回头看，谁也不能否认，那种氛围里的泪水，确实——时而真心，时而刻奇。

但，哭一鼻子，在那个年纪里，于我们而言，成了跟运动挥汗一样痛快的事情。知心朋友在酒后，总是显得尤其温柔，嚎啕大哭或默默流泪，在高潮迭起的背景音乐之下，更是韵味十足。那里是情绪的避难所，是脱下面具，摧毁生活，再重建自我的最佳去处。

年轻人嘛，喊一嗓子，哭一鼻子，出一身汗，累到困了，就容易睡了，睡醒了，什么事儿，都能过去。

我在那里，跟朋友唱过，也跟女朋友唱过，跟一伙同学唱过，也单独和老师唱过。人一旦到了黑灯瞎火的地方，就容易现原形。甭管平时多正经，多阳光，音乐一起，灯一关，一片黑暗里，就只剩一对对黑眼仁冒着光，它们像是在吸收，更像是在释放。

如果再多喝点酒，舌头就弯了，心头就软了，等嗓子哑了，话也就多了。我们交头接耳，我们把酒言欢，我们一个比一个心碎，一曲比一曲悲伤。

通常是快歌开嗓，情歌镇场，麦克风以外的嘴巴，各喝各的。喝酒的，不一定划拳。划拳的，也可能只是来吃零食的串场嘉宾（就是临时到场的朋友的朋友）。他们和我们纵有千般不同，但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想回家。不熟，也没关系。只要等，等第一个“把酒瓶碰倒的人”出现——全场瞬间安静。然后众人哈哈一乐，我们的革命友谊，就到了巅峰时刻。

十几二十岁的我们，喜欢酒后冲进KTV的午夜场。图便宜，图不回家。最便宜的时候，只要四十八或六十八，就能混一夜，十二点开始，六点结束。但其实，早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横在沙发上，醉成了烂泥。沙发皮很硬，大红色的，上面布满了裂口，像艳丽女人的唇纹。

隔天一早，服务员准点推门，把我们摇醒，然后，递来跟人头数相等的早餐券。早餐券来自隔壁的咖啡厅。名字好像叫什么天堂，它比KTV还敬业，24小时开门迎客。对一群胡喊到凌晨的醉鬼来说，所有亮灯的场所，都像是天堂。

我们一行人，软脚虾似的晃进咖啡厅，掰点凉透的干面包，咬两口焦糊的硬培根。咖啡太苦，但也比昨晚的苦情歌，稍好一点。至少，能把一夜鬼哭狼嚎后的失落，冲干净。

快——装模作样地吃点水果沙拉吧！等脸上恢复点人样。再一耸肩膀，推开玻璃门，走进满是晨露的大街。绿化带里，潮唧唧的。街面也像是淋过一场小雨。

情侣勾肩，上了出租。几个朋友，挥手告别。有的，要赶去打工。有的，要回家看店。还有的，点起一根烟，杀杀时间。等天彻底亮了，就去洗手间，搓把脸，最后装出一副乖孩子的嘴脸，跑着去上学。

残酷青春是什么，我们不懂。但那时的我们，总觉得离开青春才是世上最残酷的事。那段日子回忆起来总是很漫长，空气很湿，皮肤很黏，各个酒肉穿肠，又细胳膊细腿，天天折腾刘海，却满面油光。

其实后来我最常想起的，不是午夜场的高歌纵酒，痛哭流涕，而是某几回下午场的最后一曲。按时收费的包厢一到时间，点歌机便不能再点歌了，之前点的，也会自动清空。但你正在唱的那一首，不会立即停止，只要你愿意，可以在结束前，无限次地摁下重播。

我们总这么干，把最后一首歌，重播一遍又一遍。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我们不想回家，二，我们不想听见那首——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那时我们很穷，但穷得理直气壮，
总感觉全世界都该允许我们赊账。
——但没有。

那时我们不想回家，
如今我们不肯长大。
——但没有。

没有就没有吧。反正我们唱过的KTV，都倒闭了。新开的，成了老年人的新聚点。反正后来的我们，只在对方的生活里，留下了零星的传言，和朋友圈里的仅三天可见。我听说，不想回家的，都回了家。想回家的，也有了新的家。

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的——人，都有两个家。第一个家，是用来逃的，在自以为漫长的青春期里。第二个家，才是用来回的，在失去青春之后的所有日子里。

现在想来，发生又消失的一切，就像幻梦一场。而此刻，我要戴上耳机，点开播放列表，把梦续上。

#然后,梦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