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照料负担导致的女性职场损失#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数据，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2022年，全球GDP排名前15的国家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排名第8，在15个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张丹丹长期研究国内劳动经济、健康经济方向，关注国内转型期的弱势群体。她从2015年开始研究国内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发现从1982年到2020年，国内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22%，比同时期下降16%的男性劳动参与率速度更快、范围更大。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张丹丹发起疫情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相对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复工进度更慢，居家办公可能性更大。”其中，处于家庭内部的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下降更明显，“家庭照料负担是导致女性职场损失的重要因素”。

张丹丹发现，总体上，相对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复工进度更慢，居家办公可能性更大。2020年末，女性从业者相对男性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了6.1个百分点。周工作时间显著减少了3.7小时，月工资损失了462元。女性失业时长超出半年的比例高达28%，男性则为16.4%。而居家工作的女性比例更高，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女性居家办公的比例比男性高出25-35%。

这个结果主要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是疫情的带来的经济下滑主要打击的是服务性工作，而这些行业多为女性主导；二是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她们更可能牺牲工作，顾全家庭，导致工作时间减少、失业以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

这两种解释哪个更主要？通过对家庭内部数据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职业、行业的分布差异不是女性处于就业劣势的最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婚姻、未成年子女会加剧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平等。疫情期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合作模式更明显。相对丈夫，妻子更不可能复工、更易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有6岁以下子女会进一步加剧职场妈妈的弱势地位。妻子们在疫情年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特别是更多地陪伴孩子的学习，同时妻子们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上网时间和运动时间都明显少与其丈夫。

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收入或人力资本水平比丈夫高的妻子，可以扭转其家庭劳动参与上与丈夫的差异，但也不意味着妻子的劳动时间因此减少。如果有6岁以下的子女，妻子即使有“强议价能力”，也几乎无法减轻她在家庭照料上的负担。

最后，在心理健康层面，女性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性，已婚职场妈妈经历了更大的心理健康冲击。张丹丹告诉我们，也有超出她想象的部分，是2020年12月搜集的数据，当时国内疫情放缓，整个国家经济数据还不错，失业率也不高，但没想到还是有许多女性失业，没有回到工作岗位，成为家庭主妇，这有点让我惊讶。面对大的公共危机时，女性更容易，或者说更可能被迫作出让步。

“这些年，我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找到有助于缩小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的方式。不管是从文化/规范上培养女性的意识，还是从社会服务上关注女性相关的需求（比如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可负担的托儿服务），甚至家庭成员多关注家庭内部的弱势一方，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虽然研究中的数据不能实时更新，但这些研究与近几年国际上“女性衰退（she-cession)”的讨论共同展示一种女性在当下的工作处境，提醒我们注意这种不平等，并尽力找到缩小差距的方式。

节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选择离开职场了？
作者｜李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