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生二胎的中产妈妈怎么样了#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蒋莱的丈夫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8岁的儿子也要求妈妈再生一个弟弟，身边出现了许多赞同的声音：“赶紧从了（夫、子）吧。”彼时至今，蒋莱一直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公共政策、社会性别和领导学。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一个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与个人、家庭、社会都息息相关。难道仅仅因为获得允许，就应该生二孩吗？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使那些已经生过一次孩子的母亲再为人母？

带着这些问题，蒋莱开始了对“都市中产二孩妈妈”的研究，“走上了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

蒋莱的合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公共政策。

这项研究历时五年，深度访谈了在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四十多位中产妈妈，汇聚成一本生育图景与决策指南：《新生育时代》。

访谈对象大多是70后和80后，城市中产，拥有高学历、体面工作和房产。之所以聚焦中产，是因为过去30余年，受计划生育限制最大的就是这部分女性。在农村地区，二孩、多孩妈妈并不少见。90后、00后群体内部弥漫着恐婚恐育的思潮，这也让70后和80后女性成为了当前的生娃主力。

典型二孩妈妈有明显的共性——新时代职场母亲，“既能干、又肯干，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孩子们，即使疲于应付，也要努力趋近拥有一切。”

2017年被邀请加入这项研究时，80后沈洋刚刚结婚。而70后蒋莱正在为要不要二胎陷入纠结。两位人生经历迥异的女性，处在同一个“要不要生孩子”的人生节点上。研究完成时，两位学者也都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蒋莱放弃了生二胎的打算，而沈洋在书稿告成时，已经怀上二胎九个月了。她们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的对象”，以自己作为方法，讨论生育的现实问题。

平时，中产妈妈看似“大权在握”。大到家里的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孩子入学、作业、兴趣班，和老师打交道，几乎都是妈妈们一手操办，学历高、能力强，有追求的妈妈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80后的二孩妈妈菁蓉是上海某市级机关资深主任科员，丈夫经营着两家公司。平时的生活、育儿，几乎都靠菁蓉。她每天要开车30公里进城上班，还要负责送孩子们上学。她的两个儿子也都经历了全托幼儿园，二宝当时特别抗拒，每周一送进园时，都要撕心裂肺地哭闹，菁蓉放下孩子，回到车里，哭一场才能去上班。

生活紧张得像打仗。除了午休，一天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连家里买学区房，从看房到签合同，都是她一个人。那天中午，中介打电话来催，她正带着孩子在外面玩，丈夫说自己没有时间。她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买几个面包垫肚子，赶过去签合同。

丈夫在家微信、电话不断，为了忙业务，几乎不怎么带娃。哪怕是有时间，他也更愿意去外面钓一天鱼。这些妈妈们看似更有主导权，实际上只是因为她们掌管的事丈夫并不关心，真正碰到他们在意的事，比如孩子随谁的姓，男性又想再度拿回主导权。

访谈对象中，丁淑云是一个规划意识很强的女性。喜欢孩子的她一直想再生二胎，那时，她是集团的中层干部，赶在上海房市大涨之前买了学区房。

对于二孩，丁淑云的丈夫并没有她那么期盼，他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怕二孩对家庭负担很大，而且当时丁淑云也已经39岁了。

生于多子女家庭的丁淑云还是觉得，孩子有个兄弟姐妹是很幸福的事情。丁淑云的经济收入远高于丈夫，有能力雇佣育儿嫂，她在家里也有话语权，后来成功说服了丈夫，生下二宝。

这次生育对她职业打击不小，当年，她的考核跌到后10%，收入和职级地位大受影响。于是，丁淑云主动竞聘，到集团子公司任职，工作压力很大，出差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育儿的任务都交给了育儿嫂和丈夫。2021年，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她跟公婆商量，卖掉家里的四套拆迁房，凑了一千多万，又贷款，买了一套200平的大平层，给两个孩子配备了房间和专门的书房。她目标清晰，要求丈夫和自己一起挣钱、还房贷，还计划在50岁和60岁两个节点，给两个孩子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