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藩部制度给后世挖了一个不小的坑。

本文内容，来源于王柯先生的《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一书。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非汉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清朝具有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清朝吸取前人经验，怀柔导入中华王朝的传统政治和文化制度，积极扮演正统华夏王朝中“天子”的角色，《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一书第102页是这样写的：

“清朝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体现了其追求中华王朝的一面。虽然也有强化它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但是清王朝之所以在这个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它说明清王朝是中华而非夷狄，具有统治中国的正当资格。”

另一方面，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在蒙古、新疆、西藏，设立了三个特别行政区——藩部。藩部的设立，彻底隔绝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和汉文化的接触，将一些位于华夏外侧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牵制汉族的政治资源。

理藩院就是清朝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起来，专门处理这几个地区事务的机构。

清朝的这种藩部制度好不好？

从巩固清朝的统治，对治下各民族分而治之来说，藩部制度的好处毋庸置疑，但同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104页中说——

“为了维护这种针对内地和汉人的政治联盟关系，清朝不仅禁止蒙、藏、维等藩部居民与汉人接触，禁止汉人和这些藩部居民在内地和藩部之间移动，甚至明文禁止藩部居民学习汉文。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不是将藩部地区视为中国的领土，而是视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地；不是将藩部居民视为中国之属民，而是视为满洲民族政权之属民，因此中华文明也就没有必要在藩部地区传播。清朝统治蒙古、西藏和新疆的思想和政策严重阻碍了藏、维吾尔和蒙古人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这是造成中国近代出现民族问题的根源。”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清朝还能正常运作时，这几个地方的民族问题表现得并不突出，可当清王朝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解体时，这几个地方的幺蛾子就再也摁不住了。

近代边疆民族分X运动，最早是从外蒙古蹦跶出来的。

1911年11月30号，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收到了外蒙古宗教领袖、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外蒙古独立通告。通告里把满洲官吏骂了一顿，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宗教，不得已宣布独立，同时把库伦地方的中国官吏，一并驱逐了出去。

《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第99页，对外蒙古鼓吹的所谓独立理论，有着详尽描述。我怕和谐，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但不难看出，清朝的藩部制度对后世有着巨大负面影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清朝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第97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举行过大规模起义的南方的少数民族，自这个时期起却不再出现分X主义倾向。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后，无论是南方或者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受到60年以上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教育；同时，中国政府对西藏、新疆、内蒙古地区投入了比起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来不知要多出几倍的财政援助；然而结果却是，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的分X主义思想和运动时隐时现，始终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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