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论山西地貌，表里山河：吕梁、太行二山，翼护东西；五大盆地，纵贯南北。依山河天险为屏障，构成的完整板块内，山西自北向南五大盆地相连，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有忻州、定襄）、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
因地理板块分割，山西瓷窑自北向南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多元面貌。大同，曾是辽、金、元初三代五京之一（西京）。源于河南的乳浊釉——钧釉的风潮也吹到了塞外，大同浑源窑成为山西钧瓷生产重镇。
介休窑，在“技术输出”上表现最为典型，比如开先河的印花工艺、瓷质粘钉叠烧技术、“白地黑花”装饰风格，可谓宋代山西制瓷成就集大成者。
霍州窑，金代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元代时达到顶峰，成为“北方唯一细白瓷生产中心”，也是山西古陶瓷史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各阶层消费人群的瓷窑。
河津窑，其北宋的精细白瓷的白度超越邢、定白瓷；在金代有具备文人格调的书法艺术枕。当时，金章宗酷爱书法，字迹酷似宋徽宗，民间甚至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全国宋金瓷枕中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 1786 件，其中有 168 件为河津窑产品。
此外，晋东南的长治窑（八义窑），有高品质的白地黑花山水制品，明显一时，比河北、河南白地黑花瓷的成熟期更早 20 年。
山西瓷器窑口，历代文献记载的涉及三十多个县；晋瓷遍地繁花，若论“花中之花”，北宋是介休，金元为霍州。
遗憾的是，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以致明珠蒙尘。

北京故宫收藏的一方瓷枕，乾隆皇帝珍爱有加，上有御题诗一首：

“瓷中定州犹椎轮，丹青弗藉传色粉。懿兹芳枕质朴淳，蛤粉为釉铺以匀。铅气火气净且沦，粹然古貌如道人。通灵一穴堪眠云，信能忘忧能怡神。至人无梦方宜陈，小哉邯郸漫云云。”

曾被乾隆误认为是定器的瓷枕，经过考古证实，实为“河津窑所产白釉珍珠地划花枕”。
长期以来，山西瓷器的真容遮蔽在河北定窑、磁州窑等耀眼光环下，未能揭示出鲜明的特点。

定窑是宋代最有名的白瓷窑口，所谓“宋代五大名窑”的体系里，唯一北方入选而且主打白瓷的窑场；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产品以北方民间寻常人家最常见的“白地黑花”瓷器（前文多次提及）为代表。

简而言之，限于山西陶瓷考古工作所限，学界对于山西瓷器特点认识不足，山西的瓷器常常被笼统划入定窑系、磁州窑系。瓷器史上留下对山西瓷器的深深误解。
“我在北大学习陶瓷考古，很早认识到山西陶瓷并非是外界对山西的固有印象。”2005 年，刘岩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回到山西老家进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工作，“发挥所学借助考古手段重写山西陶瓷史，还原山西陶瓷的历史地位，也是我学生时代的理想抱负。”

兜兜转转，直到十多年之后，刘岩才从繁杂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机会，真正进入自己所学的陶瓷考古领域。几年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了刘岩提出的一项学术规划：山西古代瓷窑址区域考古调查与重点窑址发掘研究。迄今为止，三个窑址发掘陆续完成。

2016 年河津窑的发掘，首次在山西地区发现了制瓷窑、炉、作坊一条完整生产链条遗迹；2019 年，刘岩担任考古发掘领队在山西省西北部的兴县西磁窑沟窑址发现了俗称的“柿黄色”或“柿红色”北宋瓷器产品，一种亮丽而鲜艳、极具山西地方特色的瓷器，被考古队员称为“山沟沟里的野花花”。这次“小而精”的发掘，填补了吕梁地区陶瓷考古的空白；2022～2023 年，刘岩再次担任考古领队，对霍州窑开展了该窑发现近50年以来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工作发掘。
令人惊喜的是，三个窑址考古发掘，两个进入“十大”：河津窑、霍州窑的发掘分别入选 2016 年、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陶瓷考古印证了山西陶瓷手工业的地域多样性，让人们重新认识山西古陶瓷真正的面貌，实现了学生时代的自我期许，刘岩内心颇为触动。

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山西各地瓷窑在陶瓷产品和烧制技术方面多有创新。与之相比，“定窑、磁州窑在北方极具统治力，周边窑场则如同卫星窑场一样，制瓷面貌也相对单一、同质化，一定区域内大大小小的窑场形成了典型的‘定州系’‘磁州系’，因而相关窑口后续发掘难以做到填补空白或颠覆人们过往的认知。”刘岩说。

霍州窑，最早的记载出自元末明初文人曹昭于洪武二十一年（ 1388 ）成书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格古要论》。书中写道，“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并认为霍州窑产品也是“仿定”之作，并借定窑之名自抬身价。

霍州窑也是《格古要论》中唯一提及的山西瓷窑。
上世纪 70 年代，文物部门根据这一记载在霍州陈村发现了霍州窑址。此后，除了学者研究采集瓷器标本之外，民间爱好者络绎不绝前往“捡瓷片”。“我刚参加工作时去过霍州窑，那时能够采集到大半个碗的瓷片。现在再去几乎见不到细白瓷。这十多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岩说。

经过考古发掘借助窑炉、作坊、瓷片、窑具出土的位置，研究者还原了当时陶瓷手工业的生动面貌，更完整揭示霍州窑在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价值。http://t.cn/A6nTnIq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