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灵岩山寺自东晋开山以来便为江南名刹，虽几易其名，但不论是为禅、为律，都能提振一时之宗风。历代住持都是宗门大老，其道风也是“冠于江浙”，直到清初仍然如此。清康熙、乾隆二帝几度登临，并建行宫于寺侧。到此，灵岩山寺“法门之盛，耀古腾今”，达到开山以来之最盛。

清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的衰弱、佛教的萎靡，灵岩山寺也不可避免地慢慢沉寂下来。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时，灵岩山寺在兵火中化为一片焦土，只有多宝佛塔孑然独存。战火稍息后，念诚法师“略盖小屋十余间，以期逐渐兴复。”之后，灵岩山寺同清王朝一样，在风雨飘摇中惨淡经营。

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寺僧道明因为丢失衣物，误打了可疑人，犯了众怒，山下人相率上山，寺僧只能逃去。而寺中所有什物，都被来者搬空。本就勉强维持的灵岩山寺竟成了无主的荒寺，历尽沧桑的灵岩山寺再度沉寂下来。

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走到了终点，但灵岩山寺却在这一年拉开了近代复兴的大幕。这一年，木渎当地乡绅严良灿与乡民共同礼请普陀山三圣堂的真达法师接任灵岩山寺住持。真达法师本人虽未到灵岩山寺任职，但先后委派明煦、戒尘、慈舟、妙真诸师打理寺务，所需经费一应包揽。此时，真达法师与正在普陀山法雨寺闭关潜修的印光法师相识已有十六、七年，印光法师“独与师契合，彼此莫逆，数十年如一日。”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真达法师无论修持还是办道场方面，是深受印光法师影响的。所以，真达法师从接管灵岩山寺之初，便将印光法师奉为导师，无论建筑还是寺院规章订立，皆依印光法师之意。

印光法师通过对所处时代佛教状况的深刻观察，通过对各个法门的系统梳理，契理契机地选择了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如来一代时教之特别法门——净土法门，作为其修持与弘化的落脚点。这对后来灵岩山寺辟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此后的十余年间，一度荒废的灵岩山寺慢慢修复起来。民国十五年（1926年），真达法师将灵岩山寺委托避乱南来的戒尘法师住持，并宣布“永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此举奠定了灵岩山寺以后的修学方向。千年古刹绝处逢生，沉寂了半个世纪的灵岩山寺露出了一丝复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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