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制度的所有动力。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