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一直以来，纪录片（《书简阅中国》）、央视新闻和一些论文在提到吐鲁番阿斯塔那24号墓出土的《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时，都认为书信中和赵义深一起离家去往洛阳的居子是他的妻子。
之前有发过一条微博，说我回看了家书的原文，信中每次称呼二人都是“居子、义深再拜”“居子等喜悦不可言”，猜测按照那个时代的语境，在书信中妻子不大可能排在丈夫前面，所以居子很有可能是赵义深的大哥或地位、辈分较长的一位男性。联系到居子和赵义深二人很可能是唐灭高昌后为稳定统治，被强制迁往洛阳的平民（多为年富力强者），一些未婚男性是在洛阳被官府安排婚配的，所以居子和义深应该为两位壮年男性。
最近不是多看了几篇唐代人名的研究，才发现原来在当时的敦煌和吐鲁番地区，男性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子的比女性频率要高。
比如和赵义深同时代的另一封家书《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李贺子就是个男的（有说老婆生小孩啥的）；吐鲁番文书里康登子、李洛子、魏沙子、李德子、周祝子都是男性；还有敦煌文书里抄经人李顺子的画像，也是个男的。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想。
说来很有趣，大家普遍倾向认为居子是赵义深的妻子，似乎是用现代人起名思维冠以古人；而为离家在外，远隔亲人的赵义深安排一个陪伴的人，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其实更有可能是两个光棍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