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女权的邪教化》

其实从近些年的“女拳”极端化表现来看，这一群体有种接替古墓派公知的味道，所行之事也多是曲解事务本意与刻意带气氛，而且背后勾结着境外势力。

比如此前被网络封杀的“女权之声组织”，这一组织早些年以纯公益、民间组织的名义，在境内的社交网络媒体上开设了名为“女权之声”的社交网络账号，并在互联网上通过激化、炒作女权话题，将“女权”逐渐引导为极端化的“女拳”。

其实早期人们很难理清“女权之声”组织到底为何花如此大的精力来作“女拳”宣传，但随着其极端化的味道越来越重，一些马脚也就漏出来了：境外组织福特基金会资助。

不仅仅如此，人们又顺着相关线索，找到了这一接受境外机构资助的“女权之声”的更多黑料，相关黑料涉及该组织幕后的实际操纵者：冯媛、洪理达和创始主编吕频。

勾结港毒、联络藏、疆地区的分裂势力，是这群“女权之声”领导人员背后的勾当。

2018年，近乎邪教化的“女权之声”被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封禁，但幕后相关组织和渗透力量仍不死心，他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见缝插针，寻求着“复活”的机会。

其实“女权之声”的案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境外势力渗透的关于女权话题的舆论场上，还有更多让人瞠目结舌的“邪教性女拳”言论。

例如，为了达到“女拳主义”极端化的宣传效果，他们一方面通过贩卖焦虑笼络社会怜悯的目光，一方面又极力丑化中国男性。

在贬踩中国男性的基础上，又极力鼓动中国女性拒绝和中国男性结婚、拒绝为中国男性生育。

如果一个“进步女性”和男性结婚生子，甚至让孩子随父姓，那么她便会遭到如同来自“恐怖组织”的恐吓和攻击。

然而，这还没完，在贬低中国男性、大谈女性应该拒绝婚育以示平等的同时，这些“女拳”力量背后，还有另一股力量，在极力拔高洋人的“高富帅”形象。鼓吹“非洋人不嫁”，营造“嫁洋人很光荣”的社会氛围。

他们的洗脑逻辑是很强的，首先灌输的思想是“我的子宫我做主，我的和谁XX就和谁XX”，传递给女性“放飞自我”、与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相抗的思想：

与此同时，在瓦解基础伦理道德的束缚的前提下，活跃在舆论场上的另一只“手”，则开始引导中国女性献媚外国男性。

在假借“维护女权”的口号中，女拳群体不仅矮化了中国男性，还拔高了洋男性的地位。在这一番操作之后，生意便开始了。

在这一连串的洗脑行为下，一些被“女拳主义”和“洋人至上主义”思想带跑偏的中国女性，便开始沦为西方社会用来戏谑亚洲女性时称呼的“easy girl”，也就是“很容易得到的女孩”。

本内容节选自#郎言志# 2020年发表的《邪教化的“女权组织”，正在撕裂中国，背后还有美国基金会的身影》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