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有太子不将兵的制度吗》

秦始皇一统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士卒北驱匈奴，在阴山山脉下修筑新长城，又以长子扶苏于上郡监军。

对于这一史料，以吕思勉先生为代表，提出了“扶苏监军，正是始皇帝不打算立其为太子的征兆”这一观点。其《秦汉史》称：“案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

吕思勉先生谙熟史料，学问精深，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却误读了晋献公那段历史，下的结论过于轻率。他的表述中，其实包含了两条推论。第一，他认为先秦有太子不将兵的制度。第二，他认为凡君主让太子将兵，就是有意废立，始皇帝与扶苏即是。

是不是如此，且看他提到的晋献公与太子申生之事，详见《左传•闵公二年》：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
①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
②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
③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

晋献公欲令太子申生将兵征伐皋落氏，里克进谏表示不可。其反对的理由分为三个层次，我已用①②③标记。

第一个层次，讲太子作为继承人，有奉祖先嗣和对父尽孝的义务。
第二个层次，讲古制，君主亲征，太子理论上要留守监国；如果有其他人留守，太子则跟随君主抚军。
第三个层次，讲为什么太子不宜单独将兵在外，因为领兵打仗如果要有威信，太子必须专权；但专权意味着不能事事受君主节制，容易遭到不孝的道德谴责。处于这种两难境地，行军很难不败。

注意第二个层次，尽管里克以“古之制也”作为总结，但他所谓的古制，只是指“君行则守，有守则从”，即“君主亲征”作为前提的这一种情况。君主不亲征呢，太子能不能将兵？实际上在这一层次里并没有提及。假如“太子不将兵”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成制，在“古之制也”四字之前，就应列举表明以增强说服力了，而此处恰恰没有。事实上，单从先秦史料看，晋献公之前，有郑太子忽帅师远征；之后，有魏太子马陵之战丧师于齐，事例非一。可见太子不将兵，并不被先秦人当作一种固有认知。

至此，我们先可论定吕思勉先生第一个观点为谬，先秦没有太子不将兵的古制。

正因为非古制，里克才必须在第三个层次里详细说明，太子不宜将兵的缘由。然而其所述的理由，出发点皆在于太子将兵，会导致军事行动不利。里克之言，确实在理。不仅如此，太子将兵，一旦野心过盛，还有可能危及君主。但从正常逻辑出发，为防止以上风险隐患，后世君主比如始皇帝，从晋献公等例子吸取的教训，应该是学会轻易不让太子将兵，而非学会要废太子，曲折地用让他将兵的方式来实施。两者逻辑完全相反，前者顺利成章，后者悖绝情理。吕思勉先生第二个推论，认为使太子将兵，“即为有意废立”，就是后一种逻辑。

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存在“太子不将兵”的古制，同时又确实存在“让太子将兵来表达废立”这种违背逻辑的做法，而扶苏此时尚不为太子，又怎能与之对应？始皇帝难道不能先让他于军中锻炼，后再召回立为太子，从此不令其将兵吗？何故于此就断定“有意废立”？

故吕先生两条推论，于史实、于情理皆难成立。他之所以会下错判断，缘于晋献公的例子里，最后确实废掉了太子申生。但假如考察完整史实，就能知道，献公早有废立之意，而让申生将兵只是过程里随机出现的一桩事件。既不是要废立，才让其将兵；也不是让其将兵，才决定废立；甚至不出现将兵事件，也不影响其废立之心。吕思勉先生的问题，在于把两个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情，错误建立了因果；又将此没有根据的因果推论，泛化至始皇帝与扶苏的关系上。

且扶苏监军之地，并不处于遥远的阴山脚下，蒙恬长城，而是居于上郡，在旧昭襄王长城以内。从战略位置来看，上郡是咸阳的重要屏障，扶苏担任着拱卫京畿之责，防止长城军反攻或匈奴入侵。能寄予如此重任，始皇帝对扶苏无论是能力，还是忠诚度，都应该比较放心。

至于《秦始皇本纪》中，把扶苏监军的原因，归于其进谏坑儒事件，惹怒始皇帝被发配，真实度不高。一来，蒙恬军逐匈奴、筑长城的时间，远早于坑儒；二来，君主对儿子失望疏远，向来只有削权冷落，没有反而委以重任的做法。统一前，始皇帝派王翦领数十万大军灭楚时，百般不放心，王翦曾亲口承认始皇本性多疑。把不喜欢的儿子放在战略要地，任其与重要武将和数十万军队接触，显然不像是他能干出的事。

不过，吕思勉先生的观点虽然不成立，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扶苏就必定为太子的不二人选。更大的可能是，始皇帝此时正年富力强，又迷恋于求仙长生，打心理觉得尚未到需要考虑继承人的时候。故以扶苏监军，单纯只是派出一位值得信任的儿子，控制北方局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