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再见美国，再见记忆，再见——路易·马勒逝世29周年

以下采访内容节选自Cineaste 1991年 Vol.18 No.2

《影痴》杂志：拍电影对你来说是一种宣泄吗？

马勒：我觉得释放了很多，因为突然之间我是在自己的故土，用自己的语言，在自己的过去之中工作。这样容易多了。我感到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在好莱坞，我最多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当你老去，记忆几乎是变得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住在巴黎的这些天令我如此开心，因为这里有我所有的记忆。我可以在散步的时候拐进一个角落，然后一些发生在1964年的事情向我涌来。我想起那个角落，还想起住在那附近某个公寓的人。我会走得更远一点，在下一个街区，我会看到一家咖啡馆，在那儿我又能想起过去一些其他的事。这是某种记忆的地理学，我的青年和成年时光都在巴黎度过，所以这就像是走进了我的过去。这就是我最近很享受拍摄与自身记忆相关的电影的原因。

《影痴》杂志：作为一位导演，对您而言，拍摄自己的剧本，而不是别人的作品和想法，想必也更为轻松吧。

马勒：这样轻松多了，因为我不会在修改对白上遇到任何困难。或者如果有人想到更好的台词，我会很高兴。这是我更喜欢自己写剧本的主要原因。在好莱坞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不想用英文写作，因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使用有你自己的对话、用你自己的语言写成自己的剧本时，我总是更多地作为导演，而非剧作家，去思考我将如何拍摄它。和我的那些美国电影相比，《再见，孩子们》是我自身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拍摄它更像是在拍一部纪录片。

如果是别人的剧本，即使从一开始就参与进去，仔细地研究它直到开拍，并不断调整我想要的拍摄方式，但你通常会到了片场才发现某一场戏还是不好。然后你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你要么就得让剧作家在片场进行修改，要么就要自己与演员解决问题。这两种方式都不太好，因为这样会比较仓促，并且有时你会丧失距离。当我使用自己的剧本时，调整、修改都要简单些，因为我对它很熟悉。

《再见，孩子们》与我在英国拍的一些电影正好相反，我几乎从不用说，“等一下，这一场不对头！”我认为这种情况只发生了一次，那一场最后被剪掉了。我在开拍几个月前找好了外景地，分镜头脚本会根据外景地作出调整，因而我能够做出所有必要的改动，让影片行进得更加自然。仅仅是在拍摄一场戏时想到“这不对头”——任何一个直率的导演都承认这种问题会发生在每部影片中，在《再见，孩子们》的拍摄中并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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