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知道，在没有另外一种强势文明冲击的情况下，来自汉族的儒家礼乐文明，曾被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规则和普世价值。在传统帝国时代，即使是满族统治的清代，满、蒙、汉知识人和官僚仍然会不自觉地认为，唯有儒家礼乐文明才文质彬彬，有了“文明”才能建立 “秩序”。因而，迫使异族“文明化”即“汉化”，不仅是帝国官僚也是士绅以及读书人的责任，而且还可能有当地族群精英们融入主流的自我改变。当然，从世界历史变迁大势，也就是后见之明来看，这只是一种对自身传统的想象，传统中国的知识人和官僚们，把原本是地方性的儒家礼乐文化，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明，把“汉化”看作“文明化”。所以，19世纪之后，西潮东来，在坚船利炮之下，另一种来自西方的地方性文化显示出优越性，并成为强势的普世文明，于是，儒家礼乐文化就从“普世的”转“地方的”，“汉化”则成为历史叙事中，既尴尬而又政治不正确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