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教员去参加组织成立大会的路上，第一次失去了他亲密的朋友，这个朋友也错过了一次伟大的创业，这场分手那是挺缠绵的，教员一直劝说这个朋友，想让他一起去开这个会，恳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上海的船上，他们住在同一个船舱，吵了一路。在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的时候，他们不仅坐同一趟火车，还在南湖边上住同一个房间，还一块儿去杭州玩了一天。

教员对这个朋友说了一句非常准确的预言，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但是在这个朋友看来，这种预言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教员这个朋友叫萧瑜，是教员在东山学校的时候教他的老师的孩子，也是后来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个人一起创立了新民学会，一起不带一分钱，徒步走过五个县，那关系是好的不得了。但是这个萧瑜，是当时典型的知识精英，中产阶层的后代，既聪明又精致，他有过理想抱负，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快的成功之路。他在这个法国紧跟国民党大牢李石曾，这进步还是很快的。当教员还在山里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个萧瑜已经做到过国民政府的能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了。那教员看起来就比他慢多了，要长城结束的时候才走上人生巅峰。可是这会儿的萧瑜最后却折在了一件故宫盗宝案上，他一生的成就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在湾湾也待不住，一直住在南美的乌拉圭，和教员同一年去世。

萧瑜可能是太早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却没有一起创业的信念和勇气，他到底没有跟着教员上南湖上的那个游船，从那儿以后，教员再也没有见过萧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风流云散，一别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