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向民生财政转型的过程出现了迟滞和反复，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过度投资陷阱”，也是造成 “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大规模的“建设财政”也曾在日本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6-1970年，日本政府投资占国民总支出的比重从7.3%上升至8%，用于道路、交通、港口等社会资本投资的“公共事业费”开支占一般会计支出的比重由1955年的14%上升至1970年的18%，同样侧重于道路、通信运输等基建领域的财政投融资与一般会计支出的比值从31%扩大到46%，极大地支持了日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创设了国民养老金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社会保障占比也从1955年的10%提升至1970年的14%，1973年日本又推出社会福利建设的诸多政策，被称为是“福利元年”，财政开支中用于基建产业的支出占比明显下滑，而用于社会福利、生活改善的支出明显增加[3]。

但是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为了提振经济，日本政府在1991年以后扩大了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规模，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代初的21%快速增长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30%，大量投资被用于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更没有投资乘数效应的项目上，挤占了居民消费，加剧了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

显然，当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完成，总需求不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没有认识到总需求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再次乞灵于建设财政，大量无效和低效投资浪费了巨大的财政资源，延缓了日本需求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