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托多罗夫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代表人物，却不知道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试图突破结构主义的研究框架，同时又不导向主张“价值虚无”的后结构主义。这个时候，对巴金全面深入的理解帮了他的大忙，几乎就是从巴赫金那里，他开始拥有思考人文学科历史脉络的整全性思维，从内部研究开始转向外部研究。1981年出版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与随后出版的《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可以说是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全面介绍和活学活用。之后，托多罗夫就去搞人文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之前出过一套“托多罗夫学术译丛”，包括《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不完美的花园：法兰西人文主义思想研究》，以及《责任与愉悦：文化摆渡人的一生》四本书，却一点都没受到重视。他2007年时还来北京参加过巴赫金的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对话与独白：巴赫金与雅各布森》。在演讲中，他一再强调自己的研究方向早已转了，但好像在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韦恩·布斯也一直强调自己研究修辞学并不只是为了解决文本分析的技术问题，而是从修辞学出发去思考文学伦理学的核心。但周宪在《小说修辞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国内学术界几乎不关注布斯所提出的真正的问题，而只是喜欢去扒拉他的一些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技术工人化这个现象我也感同身受，比如研究巴赫金，说来说去“复调小说”，却不去深思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提出来的。研究文学，绝不仅仅是研究文学这门学科。

（下图是托多罗夫在《不完美的花园》后记中写下的一段文字，看看人家文学学者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