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拐卖与老登文学

说到拐卖妇女，我想到贾平凹的同题材小说《极花》。这个书应该没多少人看过，但是贾在16年新书发布后的采访发言倒是有点名气：
“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p1是小说简介，p2是采访原文，p3是后续引发的讨论。
确实，文学作品中藉由人物发出的声音，不能视为作者观点，但是其本人采访发言，应该可以代表心声。记者问贾是否和被拐妇女接触过，他说“这个用不着我和她接触”“当事人带着自己的义愤，局外人更客观一些”“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以真实事件作为创作蓝本，而不在乎当事人真实感受，以一种作家对于创作权的自得，和老男人深情回望乡土社会的同情姿态来创作。而这种同情给不了笔下的女主人公胡蝶，作者对她最终的命运安排就是，从被拐村子解救出来后，胡蝶在大城市待不下去，再次回到了那个拐卖她的乡村。

这应该就是典型的老登文学了。
老登文学是什么？需要借助《第二性》的陈述，在我的理解中，是作家将世界呈现为男人的活动世界，将自己的观点与绝对真理混淆，忽视或规训另一半人类-即女性生存状态的文学。

在贾笔下，被拐妇女的痛苦不是痛苦，是反映乡土社会在城市化变迁中趋于边缘地位的一个视窗，因此她的真实心理是不需要去接近和体察的，是可以被扭曲和臆造的。因为没有体察和共情，她也就成了符号化的客体，用填埋一个女人或世代女人，作为解析昏聩乡土社会的病因的工具，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买不到媳妇，那么这个村子就永远消亡了”——如此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观点与绝对真理混淆。当时这番话引发了正反观点的讨论，而如今的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消亡就消亡，需要女性的悲惨人生来延续的村子，有什么存在必要？看啊，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可以撕开所谓大义的虚伪面纱。

老登文学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我认为不在于含女量趋近于零，不在于圣女-荡妇的两极化意淫，而在于【塑造女性的自毁倾向】。

林奕含在采访中发出“文学是否是一种巧言令色”的疑问。作家对笔下人物命运的摆弄，可以借助出色的文笔和情节构思，使之成为人物自然而然的抉择。站在事件还未发生的原点看，有无数条分叉小路；当作家先决地秉持某种观点时，她就只有命定的一条路，胡蝶注定要回到那个拐卖她带给她无尽痛苦的村子。不是因为城市给不了她立足之地，而是需要她的自毁来成就奇观。
一个女人从笼子里出来又“自觉”回到笼子里，成为予取予求的工具，女人孩子逐渐流失的乡村消亡危机得到暂时“解决”，这不是很契合乡土出来的老男人的心理快感吗？并且因为这是女主人公“自主抉择”，其他人可以没有任何道德负担，甚至塑造这个女性的作家可以反过来问一句“你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拐卖”，却忘了，这是他给人物拨弄的命运时钟。

“圣女”是精神上的自毁，以没有上限的包容去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荡妇”是肉体上的沉沦，把物化自我当作自我实现的路径。而这都不是真实的女性。男作家迷恋写那些自毁的美丽女性，并且可以写得很好，颇有文学性。读这些作品的我们，一边站在男性角度感受到阅读快感，一边又在抽离文本回到现实的瞬间有些别扭。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好，就像家里宴请宾客做了满汉全席，你却只能窝在厨房吃，上不了桌。

为什么我们喜欢斯嘉丽？《边城》里最后翠翠想着那个出走的情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等待者的视角。而斯嘉丽想的是“明天，我要想个办法重新得到他。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姐们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更何况，姐也有自己的生活，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是女作家注入的清新气象与热烈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