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回家的地铁口出来不远处，总是摆着两个小摊：大叔卖烤红薯，大妈卖淀粉肠。他们总是坐在路灯灯光正好无法交叉照亮的花坛处。他们的生意应该都不算太好。大叔的红薯很多都已经烤得黑黑的，而大妈烤盘上的淀粉肠也有许多烤得干焦。最开始我路过他们的时候，会想这么个市中心的地方，怎么会允许他们摆摊？后来路过得多了，又会去想，这东西究竟有几个人会买、能否挣到钱？

路过时，大叔和大妈经常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猜，他们应该不是夫妻，因为他们的摊位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各守各的摊，从不过分靠近。他们更像两个夜幕下同行的伙伴，遥遥支持着彼此。只有在最近，入夜的天气明显冷下来后，大妈和大叔的摊位才更靠近了些。路灯的灯光从头顶上照下来，映得他们脸上的沟壑与皱纹更显得深刻，就像是罗中立那幅著名的《父亲》刻画出的那般的纹理，写满了生活的蹉跎和岁月的沧桑。

最近天冷了起来，我也下班更晚了一些。前些天我挺晚回家路过时，看着卖烤肠的大妈穿着薄薄的单衣，手里握着一个干巴的卷饼，一边啃一边练摊儿。他们的红薯和烤肠依旧在我路过的那一刻无人问津。不知道是嘴巴馋还是心里觉得他们好难，我走近他们，挑了一个烤得最像焦炭的红薯和一根最焦的淀粉肠，买了下来。卖出去了一份餐，大叔和大妈脸上透出了一点之前我没见过的笑容。

红薯实在是有些干巴，而淀粉肠凑近了闻起来有股很工业的香味，于是我带着这份15块钱的“夜宵”走了很远，最后扔进了垃圾桶中。虽然没有吃进嘴里，但是却解了心中的馋。

今晚上海下着冷雨，我从地铁里坐着扶梯爬上地面。在走出地铁口的刹那，我不由自主地向前方眺望：“这么冷的雨，他们还会出来摆摊吗？”我望向不远处路灯下灯光的昏暗处，没见到他们的身影，心中浮现出一些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觉得他们终于不用在寒风里坐着受冻，一方面又觉得今晚没出摊又少了一些营生。

“这么大个上海，他们住哪里呢？会冷吗？”我一边想着，就走到了他们平时摆摊的地方，那是个比周围昏暗一些的地方。在身后球场的灯光映衬下，显得更是一副没有被照到的黯淡无光。而也是这点黯淡，却成了他们生活的微光。也得谢谢这个城市，留了这么一些不太明亮、不太被注目的地方，给最普通的人，留下了一个生存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