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心，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学习 ​​：

1968年底，我回到老家河北省抚宁县牛头崖公社刘家马坊村插队。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时参加工作的干部，在秦皇岛市工作。我下乡是回老家，当时爷爷奶奶还在老家。与一些人说的下乡苦、累不同，我几乎没有这些感觉，每天都出工，努力干活儿。更重要的是，我把村里几个有些抱负的中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大家兴致很高，想办法买书、找书，特别是到公社供销社的废品站买旧书。大家一起努力，收集了几百本理论、历史方面的书籍，搞了个小资料室。虽然不系统，但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这些初学者的要求。学哲学小组成立一年后，我们把它拓展到整个生产队，天天晚上组织社员们来学习讨论。第一次是我带着大家学《矛盾论》，然后就是讨论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结论是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领导班子不行，队长性格软、怕得罪人、不敢负责任。矛盾找出来了，就张罗着改选，选了队长，生产队面貌大为改变。我也体会到了学以致用的道理。

这个学习小组，对我特别重要，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农民的朴实和他们对集体利益的关心。后来因为农忙，全队的学习也就暂停了。这对我是个大打击，也是大刺激。我用两三个月时间梳理和总结学习小组从兴旺到衰落的过程，从农民个体观念到生产队，再到社会和历史中找原因，把刚学到的理论都用来分析这个由我发起的组织的盛衰。这个总结写了十几万字，如果算书的话，这算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吧。

全生产队的学习停了，但我们少数几个人仍在坚持，后来农闲时，又恢复了全生产队的学习。就我个人而言，读书的兴趣越来越强烈了，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写笔记，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斯大林的代表作，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不大懂，但都认真读了。我读得最仔细的是《M选集》,先用毛笔抄了一遍，再逐篇写笔记，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不仅学习理论，还认识了近代史。此外，还读了《荀子》《老子》《论语》及《唐宋文举要》等古书。

从1968年底到1974年秋，我在生产队踏踏实实地干了五年半，做过生产队长、团支书、民兵指导员，还当了唐山地区和河北省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也因此，1974年被推荐上河北大学，并选了最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五年半，使我像一粒种子种在土地里，扎根于农村，成为一个农民、一个劳动者。对"劳动"、"劳动者"、"劳动主义"、中国经济矛盾，都是从那里开始认知的。我深切地体会到：农民有内在的民主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它不是硬压出来的，只要把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统一在一起，他们是相当明白的。只要组织得当，他们是乐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内在的需求，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在农村的时候，我就盼两件事情﹣﹣生病（极少）和下雨，这样就不用出工，可以读书了。到了大学后，有了充分的时间看书。上学那3年，因为老师讲的我以前都读过，所以没认真听过一堂课，但课下常跟老师请教和讨论问题。那时纪律很严，课还是要上，我每堂课都坐最后一排，按自己的计划读书、记笔记。前半年集中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稿﹣-《"矛盾，然而是事实"-﹣黑格尔逻辑学批判》,30多万字。1975年下半年，又读了《资本论》《哲学史》《经济学说史》等著作。1976年上半年专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蒋光远老师指导下，写了六七万字的稿子。1976年下半年到唐山抗震救灾，利用业余时间在防震棚里写《资本论的逻辑》，于1977年上半年完成。当时写书，只是学习的一部分，根本没考虑出版，只是要以写书的形式整理思想。但也正是这样的思想，使我成了一个自愿的脑力劳动者。而这半年读、半年写的习惯也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