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贺子珍在苏联，强行被关进精神病医院，整整关了两年，硬生生变成了一个迟钝、恍惚的人，历史不堪回首：贺子珍一边挣扎，一边焦急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我还要照顾我的女儿！”可一群穿白大褂的苏联男人说：“没有一个疯子会认为自己是疯子的！”说着，便用力把贺子珍往外拽，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遭遇了地狱般的折磨。每天，像其他病人一样，她被医生们按时服药、注射，在大量的神经性药物的刺激下，身体变坏，人变得迟钝、木讷，在铁网和围墙筑成的精神病院中和一群疯子们一起，度日如年，渐渐，她变得沉默少语，已经远非当年的贺子珍了，反应迟钝，木讷，被苏联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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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贺子珍踏上前往苏联的旅程，寻求医疗的同时学习进修。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严冬之际到达莫斯科的彼岸。两旁高楼大厦林立，鳞次栉比的建筑，让贺子珍感到既新奇又兴奋。莫斯科，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展现着别样的风采。
贺子珍久居中国的偏远小镇与农村，未曾涉足繁华都市。因此，初至莫斯科，她的心灵被这座宏大城市的壮丽景色所震撼，感到眼前一亮，好似身处异乡的新鲜感萦绕心头。在这座崭新的大都市里，她的视线得以无尽的拓展和享受。

一天，苏联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见到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也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反驳他!

“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在他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

贺子珍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没有向强权屈服：
“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反抗终于惹怒了这位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他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声音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这些日子来所经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

“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力，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这大概是战争环境下压抑的人性突然爆发的场景，无论是贺子珍也好，院长也罢，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争执，或者说，吵架了一场，也许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人走了，事情过去了。

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把它丢下了。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一边起身准备开门，一边听见有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也在苏联留下来，因为也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也随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因为都是中国人，同病相怜的中国人，同病相怜的中国女人。平时贺子珍与她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可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就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一边拼命地反抗，一边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拖着贺子珍往外走。

“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而且，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她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吓得大哭，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穿白褂的人一把推开。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后，第一天，就被剃光了头发。

贺子珍激烈地反抗着，大声地抗议说：

“我没有精神病!你们这是践踏人权!”

但是，这里谁也不与她讲道理，一个个像聋子似的对贺子珍的抗议充耳不闻。最后，贺子珍没有办法，哽咽着说：

“我还有一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求求你们，把我放出去吧，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呀!”

“这个精神病人说话还合情合理。”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忍不住说道。

“什么合理不合理?!不要乱说!”当官的人呵斥道。

就这样，贺子珍就与整天手舞足蹈、胡言乱语的疯子、癫狂者在一起了。

贺子珍被医生以精神病人对待，但她并不甘休，继续申辩。然而，对于她的申辩，医生们只当作是一个精神病人在说话，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结果，服用了这些药以后，贺子珍这个本来挺正常的人很快变得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以后，脑子仍然是一片浑沌。渐渐地，贺子珍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说，人也不想动，甚至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贺子珍完全过起了精神病人的生活。每天，像其他病人一样，她被医生们按时服药、注射，这些药物又让她处在神智不清的昏睡状态中。她就在这样的昏睡、清醒不断的往复中，过着日子，昏迷时，她不知道是何时走进了这个有着铁门、铁窗的牢笼，清醒时，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呆多久，而且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年月。偶尔想起亲爱的娇娇时，她觉得像梦一样恍惚而遥远。

就这样，贺子珍变成了“精神病人”，从此在铁网和围墙筑成的精神病院中和一群疯子们一起，度日如年，渐渐，她变得沉默少语，在大量的神经性药物的刺激下，身体变坏，人变得迟钝、木讷。

岁月荏苒。1946年夏，王稼祥同妻子朱仲丽来到莫斯科治病。他们通过苏联政府多方寻找失踪多年的战友贺子珍，几经波折，终于打听到她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医院。

王稼祥和贺子珍曾一起经历过长征。但是，当他见到贺子珍时，她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贺子珍了。

贺她见到了老熟人王稼祥，呐呐地说道：“王同志，您好!”

王稼祥和朱仲丽一看，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她看上去神智清醒，颜面有表情，眼神略迟钝，反应稍为缓慢。王稼祥夫妇赶忙起身也向她表示问候。

“我好!”贺子珍回答他们的问候。她面带笑容，眉尖微蹙，见到朱仲丽，又忙让娇娇叫阿姨。

双方坐下后，王稼祥问及她的近况，贺子珍表情淡漠，有些迟钝地回答说：“我睡得好，也吃得好。”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王稼祥见贺子珍口齿木讷，不知道这些年的疯人院生活已经把她折磨得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有些心烦。”贺子珍说。
这场精神病医院的磨难，对贺子珍来说是致命的，医院给她服下的那些镇静药极大地伤害了她的神经系统，但她的神智完全正常。

随后，在王稼祥的安排下，贺子珍离开了精神病医院。

1947年初秋，贺子珍、娇娇、毛岸青等坐上莫斯科——哈尔滨的火车，踏上了回国之程。

一段不堪回首的苏联岁月，命运之神几番无情的磨难，让贺子珍身心俱伤。http://t.cn/A6Ocfh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