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了趟甘肃简牍博物馆，很有特色，主打“汉代简牍”，大多出土于弱水（今额济纳河）和居延泽地区的汉代边塞，内容囊括了当时边塞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些简牍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许多基层公务员的命运，以下就是从汉简中解读出的几个故事：

有一个叫尹衡的人，在给朋友伟卿书信中说，居延泽是苦寒之地，早晚要勤添衣物，归根到底一句话：“塞上诚毋它可道者”，边塞枯燥无聊，无话可说，一点都不好玩。（图3）

不好玩也就算了，连聚众饮酒也不行，法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要罚金四两。（图4）

戍边不仅枯燥，还很辛苦。一组木简记录了一个叫赵良的人，因为到弱水河里采胡芋，天黑迷路，闯入“天田”，被当成偷渡分子给抓了。所谓的天田就是边塞周围的细沙，人马踩上去就会留下足迹，这样就能辨别匈奴人的踪迹。

军官昌林对他进行审问，原来赵良刚拿到户口，对这一带不熟悉，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不得不采胡芋充饥，为了多采一些，越走越远，就迷路了。虽然情有可原，但偷越天田是重罪，要坐牢。（图5）

和这些相比，最要命的是上级层层加码。有个管烽火台的军官杜未央，在上级检查中，被发现剑刃生锈，狗还少了一条，要重罚（倾家荡产、债台高筑那种）。他的朋友孙猛替他上书，说杜未央穷得叮当响，请求罢免官职，不要重罚。（图6）

少一条狗就要重罚，如果死了一匹马呢？必然是大案。东汉建武三年（27年），有一个叫“放”的塞尉，借了一匹刚刚生过马驹的母马去执行紧急公务，由于公务繁忙，马驹一直跟着母马跑，最后死在了路上。

这个案子错综复杂，最后的判决是：马驹之死不是放的直接责任，但他身为官员，擅自借用马匹，造成损失，犯下了贪赃罪。由此可见，汉代的律法非常严格！（图7）

戍边之人终日劳作，只为了获得一份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但一些衙门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还想着法子让基层在编人员出钱出物，苦不堪言。

王莽时期，居延都尉府以加急檄书的形式下通知，要求九名在编人员每人送一只六斤重的鸡到县府去。消息传来，大家一筹莫展，最后长官写了一份文书，说基层很穷，实在拿不出鸡来。（图8）

辛辛苦苦几十年，只需上司一句话，一朝就回到解放前。有个叫冯匡的人，在边塞工作了好多年，他身体强健、能力优异，曾获得“伉健”的评语，KPI年年评优，升迁指日可待。

然而，建武五年（29年）五月的一天，冯匡突然接到了上级的罢免令，罢免令上只说他“软弱不堪吏职”，并未指向任何实际的工作失误，但他的仕途就这么完了。（图9）

在甘肃出土的简牍中，虽然信息较为破碎，但也可以看到无数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强汉的声威才得以远播异国。同时，中央政府对边塞基层的控制相当严格，正如东汉哲学家王充所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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