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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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变，恽毓鼎撰述19世纪末期的时事和政潮，以“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为总论。

梁启超描摹其时的人心与世相，说是“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与上一代人的制器、练兵、铁路、开矿、航运、电报等移彼邦之器为中国之器，而西用犹在中体提调之下相比，科举、学堂、官制、咨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之举“中国之法度”以“比照各国之法度”，而“欲尽去旧法”的急迫兴革，则都会以变制不同于变器的冲击之弥广和冲击之弥深，使久在一脉相延之中的中国社会被置于西法的分解组合之下失掉了本原。

历史中的“制”与“法”前后之间常能一脉相通，既在于同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为最直接的依傍，也在于其同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最稳定的内核。

这本书可与日本的“明治维系”讲述对比观看，看看中国这艘大船的转型之路的阵痛。#麻瓜看电影[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