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杏子这种水果，是因为在村里人都种苹果树时，我二伯另辟蹊径，种了一大片杏子林。

他说：所有人都觉得一件事赚钱，就到了该赔钱的时候了。

二伯只是个生病的书生，没有人听他，但这不影响他自信。他把最好的一块地种杏树，还盖了和谁家都不一样的树屋。每年麦子黄时，总有他的老同学，老同事，开着车来他的杏子林。

他们大声说话，谈笑，互相亲昵地骂，回忆从前的事。我很为这一幕感动，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觉得平时总不快乐的二伯，能有这样高兴的时候必定是好的。

二伯身体不好，自己不能干活，但要求很高。我们摘杏子他总不满意，说如何做得不对，情急了还会骂：猪头狗脑。

但二伯眼光是对的，杏子果然比苹果贵，而且花期和果期都很短，麦子还没收完，杏子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漫长的夏天，他在屋子里乘凉看书，偶尔和来客下棋。

他的女儿，我的堂姐小丽，在家给二伯做饭，她做饭很好吃，而没有其他长处。

这个堂姐就是前几天写过的堂姐，因庆大霉素听力受损的那位，今天的故事是她的另一面。

小丽比我大两岁，我读小学一年级，她读三年级，我读三年级时，我们成了同班同学。每个班都有差生，有的是马虎粗心，有的是智力不够。小丽是后者。老师让抄课文，她一笔一画地抄，每个字都满得要溢出方块格。老师让做算术题，她做不出，但也不会去玩，把自己钉在书桌前。

小丽在家做饭洗衣，在学校从来不惹事，可小孩子不会放过她。她成绩差，耳朵聋，还胖，还呆，不欺负她欺负谁？坏男生拿小石头扔她，坏女生没事就戏弄她。她亲哥用名副其实造句，写：我妹妹是个名副其实的傻子。

二伯是我们村同辈人里唯一的大学生，他毕业后在市教育局工作，职位做的挺高，后来不知怎么了，自请到镇上的银行上班。不久后他生了癌症，医生说活不过十年。但因为有公家医疗，二伯又很注意保养，比医生预言的多活了许多年。

二伯不愁经济，他愁小丽。小丽大了，二伯身体更差。他拿出存款，翻盖房子，要给小丽招上门女婿。

建国是小丽的上门女婿，长相一般，个子一般，智商比小丽高。上门女婿难当，在村民的观念里，上门女婿不能算是男人。但他们也不敢欺负建国，因为有我二伯，也有我爸。

后来二伯病逝，他们家呈现一种古怪局面。二妈和堂哥是一家之主，他们指派建国在附近打工，又给小丽找了在饭店洗碗的工作。小丽住在连风扇都没有的待拆楼里，打地铺，热得就像从水缸里捞出来。

小丽生了个女儿，二妈带，她还是打工。后来又怀孕了，二妈和堂哥商量之后，给她堕胎，没告诉她的丈夫。

二伯在时，小丽像个圆气球，后来越来越扁，脸上多余的肉都没有了，一层皮肉包裹着骨头，很瘦。三十多岁的小丽，看上去有一种奇怪的少女感。我仔细想过，是因为她脸上没有喜怒，没有忧愁。生活给她什么，她都接受。就算不接受，可她表达不出来。

二伯没有重男轻女过，相反，他心疼这个心智不够聪明，在农村会被歧视的女儿。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办法帮她规避风险，但他绝对想不到，小丽成了现在的样子。

小丽勤奋自立，就算她不知道自立，但她做的事就是自立。起先她打工苦的钱全部交给我二妈，后来她拿回了银行卡。她有钱了，腰杆子硬了，但也没太硬，她笑眯眯对我说：我存了十几万了，还单另给家里买了车，你建国哥打工就开的这车。

她一边说话，一边靠我很近，她说到“存了十几万”时，伸出右手的四根指头，几乎伸到我脸上来。

小丽对她的生活很满意，但是知道她所有事的我，却总是觉得心里苦苦的。又为她骄傲，又为她庆幸，又觉得她的人生就像盘古劈开的那块天地，是混沌的。

前些年杏子林砍掉了，二伯的家，属于他的痕迹，终于全部都没有了。每次想到这些，我就像吞了一颗没熟的杏子，从心到胃都是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