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一些私募，通过多资产和衍生品投资，在价值风格基础上，实现了绝对收益的净值曲线，其中翘楚是昔日兴全掌门人杨东创立的宁泉。

说起来19年这波牛市中，不少主动权益私募也乘上了渠道卖基金的东风，规模快速做大。然而本应立足于绝对收益理念的私募，很多也没能做好风险控制，相较于主动权益公募，特点只剩下了费率高。

主动权益公募投资限制相较于私募更多，主要还是在做long only策略，在A股这样高波动的市场，股票多头产品想要实现绝对收益，择时是一条被轻视的道路。

深度价值风格可以跑出稳健的净值，但距离绝对收益，依然有距离。深度价值的代表人物曹名长刚刚退休，以他的代表作中欧价值发现为例，18年那轮超级熊市中，最大回撤接近25%。回撤控制相较于同业们，已经非常不错，但恐怕依然只能算相对收益做的不错。

做仓位择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主动权益业内的语境中，都隐含着“不道德”的烙印，仿佛违背了长期主义、价值投资的理念。

这与公募相对收益的考核机制息息相关，在相对收益的考核机制下，长期高仓位并通过基本面研究创造超额收益，成功率更高，也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正统路径。

用仓位择时意味着极高的不确定性，做错了很容易跑输基准，后果很严重，可能会失业；做对了也并没有什么好处，熊市里的业绩冠军参考黄海，发不出来规模，也没什么声量。

转机总是因为量变引发质变，行业有两件事发生了质的切换：1、在过去几年间，基金经理的行为路径发生了变化；2、外部环境愈加混沌，自上而下投资理念更适配市场。

在金融限薪后，基金经理的薪酬待遇，与管理规模的正相关性快速消失。高规模的明星基金经理不仅面临更大的业绩压力，其一举一动还常被媒体放大，生活隐私也无处遁形。基金经理做大规模的冲动在降低，从职业生涯的角度出发，一条延绵新高的净值曲线，对基金经理个人而言，更有价值。

高波动的A股，最适配的投资框架其实就是大择时，在牛熊周期里，作对一次大择时，就受益无穷。社保投资大佬李克平在那篇著名的两万字采访中就不讳言的谈到，社保业绩那么好，核心就在于做大择时。

公募行业作为一门强监管的生意，很难做这种大择时，当然有利益的考量，很多时候也有国情的桎梏。杨东可以在2007年疾呼：A股的泡沫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今天如果哪家大机构的领导在市场顶部喊话太贵了，进而引发股市下跌，那么不仅会引来舆论争议，还可能面临监管层面的约谈。就连私募大佬们的仓位，都有太多人盯着了，何况连卖出都没法自由的公募。

这两三年全球投资范式激变，宏观对于投资的影响前所未有的放大，连巴菲特都在账上留足了现金，择时的有效性可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关键。从利率环境到地缘政治，黑天鹅成群出没，现金能够提供的潜在价值在抬升，择时的价值被动抬升。这两年有个著名的段子：“A股最佳策略就是抄A字底”，其实也是在强调择时的价值。

从基金经理的主观意愿，到投资的外部环境，都给仓位择时策略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契机。冯汉杰、许拓、任婧等一批在仓位择时上颇有建树的基金经理，日渐走入大众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