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春节假期，撸个大篇。
补充一下张佳玮老师的说法。 🔻

许多人指出，许仲琳编辑邓婵玉、土行孙的故事，借鉴了《水浒传》王英、扈三娘的桥段。
明清小说往往是民间话本集合而成，确实具有浓重的民间封建文化烙印——命定、谶言、因果、转世、轮回，这些东西往往是民间话本的主题内容——妇女形象当然不会例外。
这显然跟今天的价值观是不相符合的。
影视剧改编时，要剔除封建烙印，这是个必然。电影《封神2》一定会去修改原著中邓婵玉的形象，这原本不令人奇怪。问题只在于怎么改。

按照既有的经验、也是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去描写邓婵玉、土行孙是有真感情的，两人在患难之中生死相依。
这样，两人的婚姻就不再是封建包办，而是自觉自愿。
比如电视剧《水浒传》改编扈三娘、王英的故事，就采用了上述做法。
当然还有更拔高化的处理，比如《书剑恩仇录》里徐天宏与周绮的故事。

既然张佳玮老师讲到了金庸的例子，我自信还比较了解金庸，就多说几句，也蹭个热点。
金庸既写小说，又写时政评论，两种写作状态不可能不相互影响。他的许多小说含有政治元素，政治立场的变化甚至会影响到小说人物的塑造。
许多金庸研究者对此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但白纸黑字、证据俱在，是不容否定的。
早年四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是一个阶段。
《雪山飞狐》政治色彩淡一些，其他三部的左翼立场是比较明确的。
正因如此，倪匡对这三部评价都较低，甚至批评其集体主义浓厚、个人意识淡薄，但他对金庸叛离左翼后的作品，尤其是对《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后期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作品评价很高。
与倪匡相反，左翼小说家百剑堂主陈凡，当年力捧金庸，后来却积极参加左派与金庸的论战。

以《射雕》为例，当时金庸供职的供职长城电影公司，是香港著名的左翼文化阵地，金庸甚至担任过公司内部马列研讨组组长；《射雕》最初连载于《商报》，该报同样是左翼文化阵地。
左翼一贯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体现政治教育作用。
后来金庸叛离左翼阵营，对此喋喋不休，甚至多次反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吹“纯文学”或“文学的商业性”。
其实这反而说明他早年小说多少都要包含一些“政治教育”“塑造劳动人民高大形象”的成分。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金庸后来对这三部的修改力度很大。
例如《射雕》甚至不惜删掉了阶级叙事最浓厚的秦南琴，导致后来杨过的故事出现了很多bug。
【B站上有些up主指出，《射雕》里的民族大义最体现在小人物头上。这个评价我非常认可，也符合金庸最初创作《射雕》时的立场。】

具体例证非常多，限于篇幅，不展开了。这里只回答一个问题：你大谈金庸早年的立场，与本文主旨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去了，金庸早期小说女主多有“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自觉。
但从脱离左派阵营后的第一部小说《神雕侠侣》开始，女性形象在不断弱化，也越来越种马文学。
到了《鹿鼎记》，甚至出现双儿这种主动帮助韦小宝泡妞取妾的逆天角色。
不用说，金庸后期小说的商业价值更高，因为它更俗，受众面更广。

对照最早的《书剑恩仇录》，骆冰与文泰来本就有恋人+同志的双重关系，而周绮、徐天宏也是因为共同的志向、共同的革命经历才走到一起。
我们会觉得《书剑恩仇录》里的爱情更高尚，虽然它不够俗。

武侠与革命，这样的搭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事实上一点也不稀奇。现代武侠小说的诞生本就是清末军国民教育的产物，起源于近现代革命对于传统侠义小说的改造。
该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代表作《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其创作手法脱胎于传统侠义小说，体现了革命与武侠的结合。
香港文化界也受此风气影响，只不过改造与结合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梁羽生、百剑堂主等人，自然也包括金庸早期。

回到电影《封神2》，邓婵玉的故事该怎么讲？
当然可以采纳上述思路：描述邓婵玉、土行孙两人逐步认识到纣王的残暴不仁，遂因共同的理想志向、共同的革命经历，逐渐产生感情而走到一起。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成熟创作思路，而且很符合桀纣无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宏观背景。

🔺然而电影《封神2》创作团队却另辟蹊径，索性删掉了土行孙，专注打造邓婵玉。
这样的改编到底好不好？见仁见智，我不敢妄加置喙。
但我却看到多篇影评异口同声地鼓吹《封神2》“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立场”“撕掉了女性被凝视困境”，居然是因为它采用了“爽文大女主模式”！
相比较原著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这算不算另一种极端？
#封神2##邓婵玉撕掉了女性被凝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