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排名第一“右派”曾彦修的《反右记幸》

1955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曾彦修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曾彦修在《反右记幸》中说：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长名义，大约从反胡风后期起即奉命担任单位的“五人领导小组”（单位的最高权力机关）组长，我不得不负起责来，一一把事情弄清。1956年，我已经只能重点对人，而不是对书了。就是说，不务正业了。但我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

这里以他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一事为例。几个月以前，陆定一就已经向王子野、又向曾彦修两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问题，在肃反运动中，戴文葆当然成了一个必须重点审查的对象。他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能成立。开始必须找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书中说：

1955年至1957年春，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中（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最突出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强烈压力下，我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一个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的结论。

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五人小组，有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在肃反运动中恐怕应该说是一股异数，才能够做到“我们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许多单位的情况都不是这样。

现在人们要了解当年肃反运动的总体情况，也不必看许多材料，只要看看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一篇就够了。社论提供了官方的的数字。一个数字是“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有八万一千多名”；又一个数字是“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也就是说，肃反运动对于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来说，是肃错了。肃对了的八万一千多人，加上肃错了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列入斗争面的当在一百四十万人以上。约占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四个知识分子中间就有一个肃反对象。这就是肃反运动的规模，而以一百四十多万做分母，以一百三十多万做分子，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强！这就是说，每一百个肃反对象中，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这两个数字就决定了肃反运动必定搞得一塌糊涂。曾彦修的这一章回忆的标题是“肃反记无”。说的是人民出版社的肃反运动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看了胡乔木在这篇社论里提供的数字，就可以明白许多单位的肃反运动都是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的。运动的“成绩”，只是一百三十多万错案和冤案，只是这一百三十多万人及其亲友的满腔怨气。

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彦修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不过这时候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是他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曾彦修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论，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上发表答黑板报记者问里，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时候容易受到腐蚀的意见，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批判他的时候就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他当然知道，被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不过是造舆论的需要，真正的原因还不在这里。书中说：“我之划右，恐怕与我彻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关。”这是真的。这才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更根本的原因。这也并不是曾彦修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嘛。可以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类似的例子：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参与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一案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没有按照领导意图办案，结果自己被打成右派了。

曾彦修划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倒是很有一点与众不同。书中说：

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曾彦修就这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这一篇《反右记幸》说，这是他的幸事：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两难选择，是什么人都碰到过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组组长”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间选择，却是只有曾彦修碰到了。#涨姿势##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