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我家壁挂炉坏了，临近除夕好不容易找来个师傅，师傅说先凑合着“年后再说”吧。我摆摆手说好啊好啊，彼时的我归心似箭，知道明天的同一时刻我会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吃洗干净的车厘子，郑州家里的暖气好像就没有不热的时候。

现在过年后的我又被传送到了北京出租屋的壁挂炉旁，不得不开始着手解决这件“年后再说”的事情。我发现过年最幸福的不是过年放假的时候，而是年前类似的那些“年后再说”的时刻：没考好的期末，想着努把力等年后再说吧；没干完的项目，老板叹口气“年后再说”，年会消解这些焦虑和麻烦……但跨过年后，我们发现其实一切庸如往常，返工的列车让故乡极速后退，我们却开始怀疑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循环。

年后再说，如此有魔力，大概是因为春节平等地强加给每个人一种仪式感——和最长的公休。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让“年”坍缩成异于平日的小时空。等年一过，我们又要回去当大人了。

但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自由牢笼呀。

我们抱怨过年时催婚催生没有边界感的亲戚，正是因为他们无法触碰我们日常的边界；我们怀念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那是我们让渡了点外卖去喝🍷压深夜马路的自由；我们幻想老板无声同事不扰的安静版wx，其实有个前提，我们知道年会过去工作群会苏醒，这个小时空里的无所事事不会影响未来银行账户里的余额慢慢上涨。

不妨想一想，我们竟然已经是个可以独立解决这些“年后再说”问题的大人了。我们已经解锁了孩子外的人生新角色，开启了家庭外的游戏新副本，一切未知而危险，危险而迷人。

过年是所有人的叙事和节奏，而我们自己的游戏有我们自己的节点。正如我此刻放下“双人成行”的游戏，打算去逛个庙会，这一关的“蜂后”boss，我打算“之后再说”。

焦虑意味着可选择，有选择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独属于自己的“年后再说”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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